【洪迎华老师】唐宋诗异同.doc

尚永亮《唐宋诗分类选讲》 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二 唐宋诗的特点及其异同 　　古人说：“诗言志”（《毛诗序》）、“诗缘情而绮靡”（《文赋》）。作为与文并立而分流的一大文体，诗的突出特点似可归纳为“言志”和“缘情”二端。具体到唐宋诗，除此两大共性外，还有其它一些相同的特点。 　　从体裁上看，唐宋诗总的特点是众体齐备，而格律诗尤为昌盛。胡应麟谓：“诗至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诗薮》内编卷一，上海古籍社1979，1页）胡震亨谓：“诗之至唐，体大备矣。一曰四言古诗，一曰五言古诗，一曰七言古诗，一曰长短句。一曰五言律诗，一曰五言排律，一曰七言律诗，一曰七言排律。一曰五言绝句，一曰七言绝句。外古体有三字诗、六字诗、三五七言诗、一字至七字诗、骚体杂言诗。律体又有五言小律、七言小律，又六言律诗及六言绝句。而诸诗诗内又有诗与乐府之别，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者也。 　　其题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曰辞者、曰篇者，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叹者、曰唱者、曰弄者，复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曰哀者、曰乐者。 　　凡此多属之乐府，然非必尽谱之于乐。唐诗体名，庶尽乎此矣。”（《唐音癸签》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1 　　-2页）这里所说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七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小律、七言小律、六言律诗及六言绝句，均为格律诗。格律诗又称近体诗，这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的叫法。在唐宋以前，虽然已有了号称“永明体”的格律诗的雏型，但就实际创作而言，还主要是古体诗的天下。到了唐代，格律诗经过初唐近百年的理论总结和创作实践，开始大行其道，以致盛唐时期的诗歌评选家殷璠这样总结道：“开元十五年后，格律风骨始备矣。”（《河岳英灵集序》）开、天时期，王维的五言律，杜甫的五、七言律，李白、王昌龄的五、七言绝句，都达到成熟之境，并具有了典范意义。此后经过中晚唐诗人的发场蹈厉，经过两宋诗人的深入探索，格律诗在声韵、音节、偶对等方面更趋严密精工，成为中国古代文体中最具规范性、观赏性和可操作性的一种韵文体式。 　　从题材上看，唐宋诗的表现领域较之前代获得了极大的拓展。诸如国是民生、言志抒怀、边塞军旅、山水田园、送别思乡、情爱悼亡、咏物寄托、贬谪流放、题画写乐、时令节序等，无不纳如诗人的视野，而突出表现为对社会、自然、人生的多角度、多层面的描写和反映。早在号称“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那里，已将表现的触角伸展到了前人较少涉足的市井风情和江山塞漠，到了盛唐诗人那里，诗歌的表现领域进一步拓展，杜甫写民生疾苦、感时伤乱而被誉为“诗史”的众多诗作，孟浩然、王维对山水田园的大量描写，高适、岑参对边塞行旅的着力表现，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时至中晚唐，诗人们更将表现的范围延伸到细微隐密的情感深处，延伸到自我生活、世俗生活和外在自然的方方面面，写恋情，写闲情，写落齿，写酣睡，甚至以俗为美，以怪为美，以丑为美，以尖新小巧为美，诗思无所不届，诗笔无所不包。到了宋代，除在唐人开拓的表现领域继续耕耘外，诗人们还在两个方面有新的拓展。一是由于民族矛盾激化，表现抵御侵略、收复失地的爱国主义诗篇急剧增加，从范雍的“愿因狂虏叛，从此葺边防”（《纪西夏事》）到陆游的“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夜泊水村》），形成了一条绵延不绝的主线。一是更为关注诗歌题材的生活化、日常性，多写生活中习见之物或琐屑之事。日本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历来被诗人忽略的日常生活的细部，或者是不应被忽略的普通的日常生活，因过于贴近自身而未能成为诗的素材的东西，宋人都积极地将之入诗。因此，宋人的诗，比起历来的诗，更接近生活。”（《宋诗概说》，岩波文库2006，第30页）宋诗这两个题材方面的新特点，既构成与唐诗的差异，也可以视作是对盛唐边塞诗和中唐以来诗歌日益接近生活之总体趋势的合乎逻辑的继承和发展，其间原本是有着紧密的连带关系的。 　　从艺术手法上看，唐宋诗的表现特点更为丰富，更为多样。如果仅就抒情与叙事、议论诸端而言，杜甫的一些诗歌如名篇《北征》、《咏怀》即夹叙夹议，而又不乏强烈深细的情感表达白居易的《琵琶行》、《代书一百韵寄微之》，李商隐的《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韦庄的《和郑拾遗秋日感事》诸作，看似记事为主，实则事中寓情，以情领事，在传达个人的性情怀抱上，泼墨如雨，务求详尽。所以，后人称这类诗作为“叙情长篇”1。至于韩愈，更学步老杜，不仅写出了不少长篇叙情之作，而且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诗，以议论入诗，融叙述、议论为一体，写出了一些“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的佳作，被后人誉为“大变”唐诗的“鼻祖”。这些表现手法上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