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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五： 河北围场天卉中学“大单元教学” 课改篇 我的课改之路胡志民天卉中学位于河北省的最北部，全国唯一一个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木兰围场的一个乡村小镇上。学校建于2003年，现占地面积52亩，有学生1500人，教师80人，是我一人独资兴办的一所全日制民办初级中学。 我校的课改是从2007年10月份开始的，当时我校刚好送走两届毕业生，两届中考成绩均为我县第一。突然实行课改，不啻是在教育这块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社会上，家长们，学校老师，各种指责声，质疑声扑面而来，特别是一部分教师更是感觉学校好好的瞎折腾什么。既然已经箭在弦上，就不得不发，既然已经一脚踏了出去，就决没有缩回来的可能。 为什么课改？图的是什么？这个被人问了无数次的问题，也被我自己无数次自问，要回答好这个问题，还真得从根上说起。我是1982年毕业于承德师范的一个中专毕业生，当年被分配到了一个乡村中学，三个年级三个班，全校师生一共不足200人，在那里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青春的热情，满腔的抱负，却难以和残酷的现实对接。如何上课，怎样当班主任,没有人指导，也没人过问，全凭自己的摸索。艰苦的生活条件，没有任何激情的工作，让刚刚参加工作的我，心一下子凉到了底，是干是混，成了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好强的性格，不服输的脾气，没让自己沉沦，自学外语，认真上好每一节课，渐渐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同事的认可，学生的喜欢，领导的赏识。1984年，参加工作仅仅两年的我，被调到另外一所学校任教导主任，年仅21岁的我，从此担起了一个学校的教学管理重任。在任教导主任的5年里，一所学校在自己的手里，一天天变好，博得了社会的认可，但是在工作中总有那么多的无奈，总感觉自己想做的事不能做，浑身的劲儿使不出来，那时就幻想着有一天能有一所自己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老师不再做无用功，学生不用再熬时间，校园里到处充满快乐，充满幸福，但这一切，对于当时的我都只是梦而已。 到了199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促使我弃教走向了商海，下海的时候我曾这样暗暗对自己说：“只要不被淹死，只要能挣到足够的钱，我一定要建一所自己的学校。”这一去就是十年，十年商海，开过饭店，搞过装潢，跟着朋友往南方贩过土豆，可以说干过五行八作，尝过酸甜苦辣。钱在一点一点增加，可从来没有尝过金钱给自己带来的开心快乐，它给我带来过足够的“脸面”，但从没有带给我别人由衷的“尊重”。一种强烈的办学愿望，又一次冲击着我。 2003年，正是“非典”肆虐的时候，我关闭了经营近十年的公司，带着十年的积蓄，义无反顾地又回到了教育战线，当年7月5日，一所向往已久的学校诞生了，16名教师，336名学生开始了梦想中的“拓荒”之路。办学之初，我就向社会承诺，这所学校将与众不同，“敦品，励学，爱国，爱人”是我们的校训，“先学做人，再做学问”是我们的理念，也是我们的追求。“给父母洗一次脚”、“多向父母献爱心，少花父母血汗钱”、“和父母度过一个工作日”等一系列德育活动植入孩子的教学活动中，一时间，这个地处县城十公里外的乡村学校吸引了大量的眼球。2003年到2005年是天卉中学最具人文色彩，最具理想色彩的时候。到了2006年随着第一届中考的到来，学校一切工作的重点都被迁移到了中考上，活动停止了，课节增加了，学生不再有往日的欢笑，取而代之的是匆匆的脚步，紧皱的眉头，老师不再有慈爱的絮语，取而代之的是横眉立目的呵斥。虽然连续两年取得了全县中考的第一，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受到一点“成功感”，我只是感觉，刚刚见到一点影子的那个理想的学校离我越来越远了，看着学校压抑的气氛，看着课堂上被“煎熬”的孩子，我在问自己：“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学校，这就是我追求的教育吗？如果这样下去，学校还有办下去的必要吗？”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否则我宁愿放弃。上北京，下山东，遍访全国名校，让我有幸得遇杜郎口，视觉的冲击，灵魂的震撼，让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追随杜郎口，打造高效课堂。 2007年10月学校走上一条“涅槃重生”之路，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不断疏通教师的思想，对顽固不化的教师“不换思想就换人”。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反反复复，不停修正，终于迎来了改革的第一步成功。课堂活起来了，老师的眉头舒展了，社会舆论也少了，可是问题也来了，几个月课改下来，考试成绩和往届同期比差了一大截，老师立时慌了神，怀疑的情绪又开始“回潮”，难道杜郎口真的是“非典型”不可学吗？难道我们的决策不对吗？在这个关键时刻，杜郎口中学的崔校长，杜郎口中学徐利、徐立峰老师来到了学校，两场精彩的报告，一天现场做课，如及时雨一样，让所有教师茅塞顿开，不是道走得不对，是我们对课堂理解不深，方法不对。接下来在课堂中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课堂诊断”活动，各个学科组，组织各种形式的研讨课，所有教师沉在课堂里，一百多个问题被揪了出来，有了问题，就有了“课题”，一时“小课题”研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