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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作经济的３０年改革发展之路 　　回顾改革开放30年，必须密切关注中国合作经济的发展。 　　从1844年在英国曼彻斯特罗虚代尔镇成功组织第一个消费合作社开始，国际合作社运动已经有了160多年发展历史。目前，合作社已遍布世界五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合作社联盟会员组织的社员近7.8亿户（人）。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参加了不同类型的农业合作社，有的农户同时参加几个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国家也有相当多的农民参加农业合作社。除农业合作社外，还有消费合作社、住宅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保险合作社、服务合作社等。从本质上讲，合作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补充。合作社的产生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小生产者、雇工和低收入消费者，为抵御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盘剥而走向联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尽管公司制经济占主导地位，但只要市场经济在发展，只要弱势群体还存在，合作社就会不可或缺地成为一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最早的合作社是1918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消费公社，它是一个专门为教职员和学生供应日用消费品的消费合作社。中国第一个信用合作社是1919年10月薛仙舟先生倡导，由复旦大学教职员和学生发起组织成立的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许多革命根据地，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都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1949年11月，国家成立了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次年召开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1954年7月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此后，作为中国合作经济主体的供销合作社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网点遍布全国城乡的庞大体系，为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供销合作社与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合作经济遭受重大挫折。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合作经济最具代表性的供销合作社走过了艰难探索、陷入低谷和蓬勃再生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面对市场逐步放开的强烈冲击，供销合作社着重从恢复群众性、民主性和灵活性入手，力争在劳动制度、农民入股、经营范围、内部分配和价格管理五个方面取得突破，在系列化服务、横向联合、农副产品加工、多种经营方式、农村商业网点和科技教育六个方面实现发展。90年代初又进一步探索向综合性农业服务组织发展的新路。尽管这一阶段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基本没有触动计划体制这一根本，致使供销合作社在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中逐渐掉队，步入低谷。 　　1992年至1998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连年亏损，亏损面达50%以上，经济包袱高达1200多亿元。此外还有严峻的股金挤兑风险和沉重的人员包袱。供销合作社陷入了进退两难、步履维艰的最困难时期。这一阶段思想混乱、争论纷起，以致尽快办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的改革难以推进。反思问题的症结，既有把供销合作社改革理想化的偏差，也有国家对农资、棉花两大支柱工具放得过晚而误使供销合作社人过多地相信和依赖了国家计划。 　　1999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终于把解决最危机的生存问题摆到了首位，从而使改革真正触及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在两年决战取得生存权之后，全国供销合作社把解决体制转型作为问题的关键，提出了四项改造的历史性战略：既以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改造基层社，以实行产权多元化改造社有企业，以实现社企分开、开放办社改造联合社，以发展现代流通方式改造经营网络。经过了这几年的不懈努力，整个供销合作社面貌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合作经济重现生机与活力，自1999年起连续8年盈利，所有者权益比改革之初增长8成；化肥、棉花、再生资源回收市场占有率回升到50%―70%；新发展专业合作社2万多家、综合服务社14万家；120万名职工通过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告别供销合作社旧体制，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工程建设初见成效，以苏果超市、中国农资为标志的一批现代流通企业崭露头角。 　　回顾中国合作经济30年改革发展历程，至少可以得出三点基本结论：1、中国的改革，必须针对体制这一根本，它是绕不过去的坎。无论在哪个层面、哪一领域，都回避不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根本问题，改革中任何企图迂回甚至回避的做法，只会增加改革成本、拖延时间、丧失机遇。2、中国的改革，必须面对旧体制，而不能简单地“另起炉灶”。由于痼疾太深、难度过大，供销合作社的改革选择了“改造”这一独特路径，更具有“脱胎换骨”的创新意义。3、中国的改革，必须符合国情，不能机械地照搬国外。在当代中国发展合作经济，不首先把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和发展抓好，必然违背国情、脱离实际。供销合作社通过30年的不懈探索，改造与新建并举、改革与开放同步，找到了再生之路。从更广泛、更长远看，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再生，必将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