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量增与艰难质变中国当代中产阶层成长困境.docVIP

快速量增与艰难质变：中国当代中产阶层成长困境 严翅君 ? 2012-07-23 12:25:45　　　来源：《江海学刊》2012年第1期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中产阶层赢得了发育成长的土壤和气候。一方面，随着社会转型步步深入，中国当代中产阶层正在迅速崛起、快速量增；另一方面，由于转型中各种复杂局面的出现，中产阶层面临着质的飞跃的困境。 　　正因为此，有学者认为，处在传统农业社会快速解体和重新定位过程中的中国，阶层的迅速分化和快速重组尚未完全实现，不敢轻言中产阶层，最多也只能是有中产者而无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诚然，此种说法有些过头。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社会公平不尽如人意，职业中产、收入中产、教育中产的重叠概率还比较小，符合综合标准的中产阶层的阶层意识更是有待提高。在现阶段，由于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使中国中产阶层的质变异常艰难。　　发展阶段的局限　　根据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当代解释，在21世纪前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达到1000美元之后，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所谓关键时期，一是发展进入增长速度加快的黄金期，二是发展进入矛盾的凸显期。这一时期，随着人均 GDP 的上升，贫富差距拉大，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公平缺失。这是库兹涅茨曲线所说矛盾凸显期的主要方面，这一时期也称为“二难时期”。中国处于典型的“二难时期”。教育不公平带来的是人的可行能力的差别和机会差别，使较多的人因可行能力不适应发展需要而拥挤在低技能的职业中，而无法获得一些高要求的职场机会。教育导致的职业差别和机会差别，又直接影响人们的收入，并最终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从而形成了教育差异—机会差异—利益差异—社会地位差异的链式演进。这种链式演进，可能使一部分边缘中产向下流动，而核心中产与半核心中产也可能会在这种链式演进中失去某些方面的条件而向下流动为边缘中产。这样，向核心中产的聚集就面临较多挑战，从而，形成了中产阶层质变的艰难历程。　　制度体制的分割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这符合中国的国情特点，但也因此带来了二元制度体制的长期并存，这种二元的制度体制扼制了中产阶层的成长。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二元制度方式不利于一部分中产阶层人士的质的提升。所谓体制内，就是在一些部门、行业，比如政府部门、准政府部门、垄断行业，计划经济、公共权力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及教育有明显的支配作用，进入这些部门和行业，即进入体制内。政府和准政府部门享受财政兜底的收入分配方式，同时又可以以公权力“寻租”获利，用公费获得继续教育、考察等好处； 垄断行业则可以通过垄断的形式，独享某些紧俏、稀缺资源而带来发展优势，从而使其员工获得高于其他行业数倍甚至十多倍的收入，享有丰厚的津贴、教育、娱乐和其他各种保障。因此，在这些部门和行业，中产阶层的质量提升是比较快的。　　但是，中国更多的人群是处在体制外的。所谓体制外，是指不能享受计划经济配置资源、完全走向市场的那部分人群，比如私营企业主、个体户、农民工等。农民工是制度外最典型的人群。照理说，农民中的流动人口（进城务工农民，常称“农民工”）是最有可能进入中产阶层队伍的。但事实上并非那么容易。农民工既是现代化的开拓者，又是可行能力相对匮乏者；农民工既适应了社会需要，又遭遇到社会排斥；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自身却处于相对贫困当中。农民工要改变个体境遇，上升流动到中产阶层，尤其是成为“核心中产”是极其困难的，更遑论改变农民整体处在社会结构底层的状况。　　强势阶层的挤压　　处在发育成长期的中产阶层，受到了强势阶层的挤压，正是这种挤压，使中产阶层在量增过程中的质变显得异常艰难。这里所说的强势阶层，是指利用已有权力、财富和地位优势，过多地、不合理地获取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和各种发展机遇的社会群体。强势阶层对中产阶层的挤压有三种状态：　　一是利用公共权力截获过多的利益和发展机会，这是强势阶层挤压中产阶层最常见的一种状态。这里用“截获”，是因为本来这些利益和机会应该通过公平竞争获取，但是，强势阶层凭借权力，没有使相关利益和发展机会进入公平竞争过程，而在之前就“收入囊中”了，从而严重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最受伤害的就是中产阶层，他们满以为只要有能力、拼命干就能实现向上流动，事实上，那些高门槛、高薪酬、有着广阔发展前途的职业，被拥有权力的人及与其有连带关系的人轻而易举地拿走了，而自己能力再强、工作再努力，也只能年复一年地在原有职位甚至在边缘职位上徘徊。　　二是通过操纵市场规则为自己、亲信、子女、配偶以及其他相关者牟取特殊利益甚至暴利，这是强势阶层挤压中产阶层的又一种状态。中国的市场还是一个不太完善的市场。强势阶层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