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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 蒋寅 内容提要 明清以来对八股文的鄙弃和抨击，使这种文体及其写作难以进入当代的文学史叙述。本文通过时人的自述来重构当时的文学生态，说明举业如何给文学创作造成极大伤害，甚至从根本上褫夺了人们在文学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可能性，从而对明清时代的文学写作及其命运付以新的理解。 关键词 明清文学 科举 八股文 文学生态 科举制度和文学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但迄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除唐代有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两部力作外，宋元以后便无专著探讨。到社会生活愈益复杂、史料愈益丰富的明清时代，相比科举制度本身，有关科举和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显得尤其缺乏。盖明清以来对八股文的鄙弃和抨击，已使这种文体及其写作难以进入当代的文学史叙述。当八股文这一庞大的写作事实被文学史话语遮蔽时，明清时代笼罩在科举阴影下的文学生态也部分地被遮蔽了。这一缺陷影响到我们对明清文学的整体认识，因为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同样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只不过不是像唐代那样激励了文学技巧的钻研、文学才能的磨练，而是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八股文以外的文学修习。清初黄生曾说:“谈诗道于今日，非上材敏智之士则不能工。何也?以其非童而习之，为父兄师长所耳提而面命者也。大抵出于攻文业举之暇，以其余力为之，既不用以取功名，博科第，则于此中未必能专心致志，深造自得，以到古人所必传之处。” ① 这还是从用心之专的角度说的，施闰章更从教育到出版，对当日的文学写作表达了近乎绝望的无奈。他说: 才之相去，古今人不甚远也。古人之取之也博，用之也约，其学不惟诗歌文词也，而所为乃绝工。商周以下洎乎魏晋之作者，可考而知也。唐以诗为业矣，李杜数家而外，以集名者，卷帙不多。以彼一代之制，竭其平生之勤，存者不逮什一，又不取备体，其矜慎如此。今人束发受举子业，父师之所督，侪友之所切磨，胥是焉在，犹患不工。及壮长通籍，或中年放废，始涉笔于诗，稍顺声律，便登简帙。以不专之业，兼欲速之心，弋无涯之名，怀难割之爱，固宜出古人下也。 ② 今人考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包括我自己，往往从文体表现机能的演进及文体资源的开掘来审视文学发达的可能性。然而文学在不同时代，还受到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总体上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决定了人们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写作，它和社会的普遍需求是什么样的关系。参照我们亲历的当代文学史，我们不难体会政治环境和商业氛围对文学生态的巨大影响。而在明清两代，对文学生态产生重大影响的环境因子是科举。围绕八股文而形成的一整套科举文化体系，构成一种文化环境 ③ ，文学写作在它的巨大压力下扭曲变形。从黄生、施闰章的议论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是多么深刻感受到，举业如何给文学创作造成极大伤害，甚至从根本上褫夺了人们在文学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可能。他们的感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当时从事文学事业的人们又怎么看?这关系到如何看待明清时代的文学生态及文学写作的命运。弄清这一点，对我们整体把握明清文学的历史特征至关重要。 明清科举的时代特征及对士风的影响 科举是从隋代正式形成的考试选拔制度，历唐宋愈益完善。明朝开国不久，即于洪武三年（1370）诏令开科举，翌年二月正式举行首次会试，从此确立明清两代科举的制度形式。其考试科目，“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④ 。考试文体的变化只是表面现象，明代科举不同于唐宋的实质在于相应的官吏擢用制度。洪武三年，明太祖诏:“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毋得与官。” （《明史》卷七十） 这就彻底堵死了往代所有的其他出仕途径，将士人统统驱赶到科举一途上来。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看，明代一科取进士少则几十名，多也不过三百余名，清代略同。两朝人口较唐宋时代剧增，而取士名额不增反减，使得本不宽敞的科场变得更加拥挤，竞争也格外地残酷。袁枚说“古之科有甲乙，有目;今之科无甲乙，无目，其途甚隘。古进士多至八百人，今进士率三百人，其进甚难” ⑤ ，这的确是明清科举的实情。 洪武十七年（1384），朝廷颁布《科举成式》，规定经义所据注解，调整考试科目，二场在原有的论一道上又增加了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由原先的策一道变为经史时务策五道，明显增加了实用文体的分量。这样，除初场试经义四道、四书文三道外，后两场主要考察的是公文写作和综合知识，加强了科举的务实倾向。这种改革原出于崇本抑末的动机，所谓“先之经术以询其道，次之论判以观其学，次之策时务以察其才之可用。诗赋文辞之夸乎靡丽者，章句训诂之狃于空谈者，悉屏去之” ⑥ 。但对举子来说，最关键的仍在于首场的八股文，钱大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