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消费者自主利益导向的卷烟零售市场终端监管模式探究.docVIP

PAGE PAGE 10 基于消费者自主利益导向的卷烟零售市场终端 监管模式探究 （重庆市九龙坡区烟草专卖局，重庆 400050） 曾 杰曾杰，男，四川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法研究。 曾杰，男，四川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法研究。 内容摘要：目前，销售假冒卷烟的现象还屡禁不绝，并呈现从原来的找本地大户“代销”转变为在当地市场直接联系烟酒店、食杂店等零售终端进行直销。如何尽可能阻碍制假售假违法犯罪分子通过上述零售终端进行销售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零包卷烟销售上，要求销售者加印身份识别印章，能够起到追溯卷烟销售来源的作用，也使得消费者维权获得了强有力证据，同时也大大增加了销售者出售假冒卷烟被索赔和处罚的风险，间接实现阻碍售假者通过正规零售终端销售假冒卷烟的目的。 一、卷烟市场监管现状 随着卷烟打假的深入开展，制假售假分子为了逃避打击，其行为越来越隐蔽，其方式更是不断变化，从整车运输到“蚂蚁搬家式”的零运，从找本地大户“代销”，转变为在终端市场设立名烟名酒店的形式开展“直销”，销售方式更是采取了互联网、物流、邮政、手机短信等多种形式，制假售假行为网络化、团伙化、智能化的特征日益明显。 相比制假贩假违法犯罪分子涉烟违法犯罪手段的不断翻新，我们在宏观的专卖打假方面还相对传统：基本以“破大案、抓主犯、打网络”为重点。毫无疑问，这种“掐源头”的思路在打击涉烟违法行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净化卷烟消费市场过程中功绩卓著，有目共睹。因此，我们在宏观的市场监管中还是应该以“破大案、抓主犯、打网络”的思路为基础，同时，也有必要对涉烟违法犯罪分子的新手段进行研究并尽可能找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二、假冒卷烟销售分析 涉烟违法犯罪分子生产、销售的假烟，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为了实现“落地销售”，即：尽可能实现被最终的消费者以真烟的价格买走假烟并吸食。同时从实际工作中可以看到，有部分假烟的落地销售居然最终是依靠正规的卷烟零售渠道实现的。可见，假烟的最终落地销售也需要零售终端，而且其所依靠的零售终端中，合法零售终端还占有一定的比例。如果将“破大案、抓主犯、打网络”比作是“掐源头”那么，堵住假烟的零售渠道可看作是“堵端口”。客观的讲，如同“掐源头”我们一直在努力一样，“堵端口”也不可能把假烟的销售渠道全部封死，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减少其销售终端，最大限度的阻碍其落地销售。如前文所提及，有一部分假烟最终是通过我们自己的零售客户销售出去的。因此，对这部分我们相对可控的终端进行严格的监管，将对压缩、减少假烟的销售终端起到积极作用。 三、消费者维权困境 在实际工作中，笔者曾遇到这样的情况：消费者拿着买到的假烟来到烟草专卖局要求获得赔偿，同时提供了卖烟的零售终端的具体情况。于是，烟草执法人员立即前往消费者指定的摊点进行查证，但摊点经营人无论如何都不承认自己卖出了假烟，并且还给出了抗辩事由：1、没有人能证明我卖假烟给顾客了；2、那条烟上的条码根本不是我的，怎么可能是我的烟？我出售的香烟，都有我的许可证号的。在这种情况下，执法人员取证相当困难：卖家坚决不承认；买家又拿不出其他证据，又没有其他人证物证形成证据链。最终，消费者的利益难以保证。在这种事件中，消费者自身是想维权的，但苦于没有证据。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烟草行政主管部门想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显得比较困难。如果消费者有购买卷烟的消费凭据，那么出现纠纷时，就可以作为维权的重要证据，至少有利于证明卷烟从何处购买。因此，如何使消费者获得消费凭据就成为解决上述事件的核心环节。 四、零包卷烟销售凭证的获取分析 在日常消费中，我们最常用的消费凭据方式就是索取发票。然而，在卷烟销售特别是零包销售的时候，要求卷烟经营者每销售一包烟都提供发票也显得不现实：每包烟都手写或机打开票，写品名，规格等，会明显增加销售卷烟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增加了经营者的负担。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既能为消费者提供购买卷烟凭证又能不明显增加经营者各种经营成本的办法。通过比较，卷烟上直接加印标识是最经济最简便的办法。卷烟上加印标识对于从事烟草行业的人来说并不陌生。现在市场上销售的每一条正规卷烟，都打有编码。目前，国家局实施的“一号工程” “一号工程”又称“两打三扫”，“一打”即工业企业根据生产计划向国家局申请件烟码段，件烟生产下线后按计划打码，不得无码生产、无码备货；“二打”即烟草商业出库卷烟通过流水线分拣到户并打码到条，所有卷烟包括罚没烟（除异型烟）都严格按32位格式打码。“一扫”即工业企业件烟出库扫码，完成扫码卷烟方可上路运输；“二扫”即商业企业到货扫描件烟码段，扫描后方可入库，同时完成准运证到货确认，件烟未打码、贴码，或未经扫码均不得入库；“三扫”即商业企业根据零售户订货信息领用件烟并出库扫码。已经能够实现打码到条 “一号工程”又称“两打三扫”，“一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