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伊始,在西方正统自由主义经济流派指导下进行拉美.docVIP

新世纪伊始，在西方正统自由主义经济流派指导下进行的拉美国家经济结构性改革走过了近20年。改革的快车一路疾驰狂奔，在人们为其所显现出的速度和力量而交口称赞时，却发现大刀阔斧的大手笔并未带来经济的大踏步前进，相反，90年代以来一次次的金融危机和动荡不断地挑战着人们脆弱的神经，新世纪初拉美更是遭到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一记当头棒喝：2001年底，阿根廷爆发了自1982年债务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并迅速演变为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危机。这场危机所产生的“探戈效应”席卷了几乎整个地区，使拉美在2002年陷入衰退（2001年GDP增长率为0.4%，2002年为-0.4%），2003年才开始缓慢恢复。 曾经笃信新自由主义信条的拉美各国开始进行反思：改革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接下来该往何处去？是继续还是推翻重来？在对改革路线进行反思和争论的大背景下，曾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和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都基本步调一致的拉美各国此时开始出现分化，有的走向了新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而有的选择了在坚持过去改革基本路线的基础上对改革进行深化和再调整。委内瑞拉和巴西可以看作是这两方的代表。 一、关于新自由主义改革道路的争论 （一）争论的一方：新自由主义应该彻底被新的改革所替代 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失败的，该理论应该被替代。如果说拉美国家是新自由主义的“受害者”的话，那么委内瑞拉也许是受害较为严重的一个。20世纪80年代是拉美“失去的十年”，委内瑞拉也不例外；90年代改革过程中拉美经济开始恢复增长，而委内瑞拉又几乎经历了第二个“失去的十年”：90年代平均增长率仅为2%，不仅低于地区大国，也低于地区平均水平，失业率居高不下（表1）；贫困率由1990年的40%上升为1999年的49.4%。 表1：拉美七国GDP增长率和城市失业率（%，1981~2000年） 资料来源：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00, Santiago de Chile, dic. 2000, P.85,89 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委内瑞拉的“彻底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不公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1998年12月倡导社会公正的左派领导人查韦斯在大选中获胜。查韦斯是新自由主义最坚定的批判者，他认为这场改革是帝国主义对拉美的剥削，正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及全球化等政策使拉美经济的脆弱性和不平衡加剧，社会不公正和贫困日益严重。因此他主张对新自由主义、进而通过建立“21世纪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替代。其主要措施为：在政治上用参与式民主替代代议制民主；在经济上通过石油业等主要产业的国有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促进“内生发展”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出“美洲玻利瓦尔替代”（ALBA）以加强拉美内部团结和一体化，对抗美国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ALCA）；加大社会投入，改善不公正状况。在委内瑞拉的引领下，拉美其他左派政府也相继提出类似的激进改革方案，如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和厄瓜多尔的“21世纪社会主义”。 （二）争论的另一方：改革应该继续，但必须进行调整和深化 相对于持以上极端立场的少数国家，大多数拉美国家试图在继续融入全球经济的前提下对改革进行调整。在它们看来，之前的改革措施总体上是相对正确和行之有效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仅为整个经济注入了生命力和竞争力，还为国家卸掉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过放开对价格、利率、汇率的控制以及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大减弱，市场机制得到强化，资源得到了更为有效的配置；贸易自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资本账户更多地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都标志着经济打开封闭，积极融入到了经济全球化之中。“改革促成了拉美地区由长期的内向发展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加速了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进程，使拉美地区走出了80年代的危机，迎来了90年代经济的稳步恢复。可以说，这场改革既是拉美经济自身发展进程的需要，也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1] 总之，“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放开外国直接投资、允许市场设定利率水平”等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利于拉美经济发展的，改革的基本路线应当坚持。同时，改革速度过快、幅度过大等问题及其造成的后果也得到人们的重视，而数次危机中暴露的弊端更是未来改革调整的重点。 阿根廷危机的主要成因一般被认为有三条：庞大的财政赤字、固定汇率和资本账户过快开放。事实上，这三条与最初所提出的“华盛顿共识”中的“严格财政纪律”、“采用更具‘竞争力’的汇率制度”以及“直接投资自由化中并不包括资本账户自由化”等内容并不一致[2]，这些都是改革中出现的失误。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拉美各国针对上述教训重点调整宏观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