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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窥《东周列国志》之取材标准与艺术创造 还是论文 小窥《东周列国志》之取材标准与艺术创造 壹 自唐传奇小说以来，宋元时期小说有了质的飞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滥觞于宋代市民阶级的话本小说在明代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必须说明的是，明代小说虽然代表了明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但就文人创作而言，其创作主体仍然处在积累型到独创型的转换阶段之中。学术界一般认为，以《三国演艺》为代表的历史小说仍然未脱离旧式小说的创作模式，表现在以积累型材料为创作主体、人物塑造注重类型化典型等。《金瓶梅》标志着明代小说开始脱离史学意识走向独创。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余邵鱼在宋元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创作了《列国志传》。通俗文学家冯梦龙(1574~1646)以此为蓝本改写、扩充到108回。增补中，冯氏发现旧志事多疏漏兼以率意杜撰，便以大量史料为依据，对《列国志传》进行了重新的增删、更改、编次。《新列国志》比原书更符合史实，清乾隆年间，蔡元放对《新列国志》进行了评注，遂改名为《东周列国志》(以下简称《列国志》)。本文将试图从对晋献公的表述小窥《列国志》之取材标准和艺术创造。 贰 从文学史上看，所谓历史小说，乃是取材于历史的小说。但不同时代和不同流派的作家，处理历史题材的方式方法并不相同。因此，历史小说至少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小说不能真实地再现特定时期的历史，但通过富有典型意义的任务形象和故事情节，开阔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比如《三国演义》)。第二类小说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大体上与特定时期的历史相符，茅盾先生曾经说过：凡属历史重大事件基本上能保存其原来的真相，凡属历史上真有的人物，大都能在不改变其本来面目的条件下进行艺术的加工。《列国志》即属于第二类。 《列国志》的创作据正史自然要求遵史实而不颇，但想象和虚构则必须要挣脱这种羁绊和限制。尽管《列国志》的创作需要作者加以想象，不排斥局部的虚构，但是作者的想象是有限的，受历史记载的制约，只能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适当地运用集中、夸张、融裁等艺术手段，作者的态度相对冷静、客观，对人物的褒贬、臧否也主要依据历史。因此，在《列国志》中，对史料的处理多是删节，自己的发挥想象多是艺术上的添加。 1.《列国志》舍去、修改的史料(主要) 《国语晋语一第七2》，献公欲伐骊戎，使史苏占而弗听，遂伐而灭骊戎。克而得骊姬，史苏饮而无肴而史苏、郭偃、士蒍有议。《列国志》却述骊戎请和于晋而献骊姬，诸卿之议皆省。 《国语晋语一第七3》，献公欲立骊姬而出三公子，史苏有议于朝堂(君子曰：知难本矣)。《列国志》省。 《国语晋语一第七4》，献公欲黜太子而立奚齐，里克、丕郑、荀息有议，《列国志》省。献公本应使太子而使奚齐蒸于武宫。太子臣猛足有言于太子。《列国志》省。 《国语晋语一第七5》，献公欲伐翟柤，郤叔虎、士蒍有谏，遂罢。《列国志》省。 《国语晋语一第七7》，献公使太子伐霍，士蒍有谏于献公与太子。《列国志》省。 《史记晋世家》，十六年，太子率毕万、赵夙出伐胜，士蒍、郭偃有议。《列国志》省。 《国语晋语一第七8》，献公使太子伐东山狄，太子仆赞有谏于太子。《列国志》省。 《国语晋语一第七9》《左传闵公2年》，里克有谏于献公，而献公亦有答于里克。《列国志》状献公之貌甚狼狈(仰面而叹)。 太子问于里克，里克亦有言于太子(君子曰：善处父子之间)。《列国志》省。 太子征，献公赐偏衣、金玦，狐突、先友从而有议。《列国志》省。 太子将战，狐突谏而不从，狐突遂杜门(君子曰：善深谋也)。《列国志》狐突仅遗书于太子。 《国语晋语二第八5》，献公将伐虢，问于郭偃。《列国志》省。 《史记晋世家》，二十六年，献公病，欲以荀息为辅，问于荀息。《列国志》省。 2.《列国志》增加的材料(主要) 《国语晋语一第七6》《左传庄公28年》二五之言甚简(均不足百字)，《列国志》所述二五之言甚详(五百余字)。 《国语晋语一第七8》记骊姬夜泣于献公不足两百字，《列国志》述六百余言。 《国语晋语二第八1》里克夜谈于优施及商量于丕郑之语甚简(不足两百字)，《列国志》状里克犹豫踌躇之状甚详(五百余字)。 《国语晋语二第八1》仅录死前太子与杜原款之语，《列国志》还述杜原款为执，入朝呼于献公而为献公杀。 《国语晋语二第八1》仅录贾华追夷吾而不得，《列国志》还述献公欲问罪于贾华而丕郑谏于献公，后丕郑又为重耳说情。 《史记》《左传僖公9年》仅录献公托子于荀息，《列国志》还述拜荀息为上卿，二五为左右司马。 《国语晋语二第八2》仅录狐偃从与重耳，《列国志》还述狐偃乃狐突阴使之从重耳。 另尚有不知出处者，应为冯氏自己创作或取自宋元平话： 二十回，献公欲立奚齐而骊姬恐不服于群臣，事恐不成，故意推辞。 二十回，优施言事成需外臣开口而二五用事。二公子出，骊姬又益献媚取宠，以蛊献公之心。 二十五回，骊姬夜半而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