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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重庆“文学史料与抗战文学”研讨会暨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5300字 2009年5月23日至25日，由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主办，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承办的2009年重庆文学史料与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年会在重庆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机构、博物(纪念)馆、图书馆、档案馆的70多位专家教授以及重庆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重庆高校的部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40余篇，与会学者以文学史料与抗战文学为主题，分别就近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现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重庆文史资料整理与抗战文学研究、大后方、沦陷区、解放区文学史料整理及研究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而充分的学术讨论与交流。 一　文学史料工作的现状反思和未来发展方向 与会代表首先对目前文学史料工作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刘福舂研究员指出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史料重视不够以及相应的评价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强烈呼吁现当代文献学学科的独立。他认为，学科的成熟与史料研究的成熟是休戚相关的，现当代特别是当代文学研究中史料意识的不够限制了学科的发展，对史料的不够重视也导致了评价机制的不健全，史料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轻视；史料工作无疑也是研究，古典文献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现代文献学也应该独立出来，资料抢救在现代文献方面其实更为急迫，学科的不独立和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限制了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这种状况亟须改变。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阐述了目前史料工作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有些不可靠的史料已经被证实，但信息传递不畅，没有引起其它学者的关注，仍然在使用传播；90年代末至今文献文物的拍卖十分兴旺，其中就有很多新文学的书刊、手稿和档案资料被拍卖，新的文学史料通过拍卖的方式浮出历史地表，也给史料工作带来了新的难度；在对口述史的整理过程中，存在着方言引起的交流理解问题，增加了史料整理的困难；档案馆查阅的限制也影响着史料的开发搜集。上海鲁迅纪念馆王锡荣研究馆员探究了市场机制给史料研究带来的冲击，他把当下史料学的生存状况与百家讲坛的讲史热潮进行了对照，对当下史料学研究市场小、读者少的状况表示担忧。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新文学史料》主编管士光编审着重分析了市场经济境况和企业化运作条件下史料工作的出路和《新文学史料》的发展问题。他指出目前第一手老作家的资料越来越难发掘，收哪些和怎么收成为了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新文学史料》也面临着一个如何生存的问题，要兼顾科学研究与商业运营。他表示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义务和责任做好史料发掘和搜集工作，《新文学史料》要采用多渠道办刊的方针，把作者和出版社联系起来，和研究机构、高校互动起来，把刊物办得更好，使史料搜集整理工作有一个更好的阵地。 思想汇报 /sixianghuibao/ 针对目前文学史料工作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与会代表提出了史料研究应该坚持的态度和方法。北京鲁迅博物馆陈漱渝研究员全面探讨了史料工作的识与德问题。他所说的识，指的是史料工作的方法问题，并以切身的经历、翔实的材料对冯友兰所概括的史料工作的收集、审查、了解、选择四步骤和相应的全、真、透、精四原则作了精彩的演绎和发挥。他所说的德，指的是史料工作的道德要求，他认为史料工作应该存真求实，为此史料工作者必须做到不伪造史料、不文过饰非、不怕打击报复。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陈福康教授通过讲述与郑振铎相关的一则藏书轶事，强调了史料工作中史德的重要性。管士光编审认为史料的收集、整理应本着对后人负责的精神，充分尊重历史，而史料的解读则应该在历史的背景下对前人给予同情的理解。《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张杰研究员指出史料研究应该坚持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历史主义的方法。陈子善教授对文学史料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希望文学史料工作能够有个新的拓展，上一个新的台阶，从文献学角度的校注进入到批评性的校读。刘福春研究员特别强调了文学史料工作的问题意识，分析了文学史料与问题意识相互依存的关系，指出不深入到史料中去就提不出问题，同时不带着问题来看史料也等同于白看。王锡荣研究员探讨了市场机制下史料研究方法的改进问题，他认为史料研究有着良好的传统，但我们绝不能孤芳自赏，在目前的社会形态使经院式的研究无法走向大众的情况下，如果借鉴一点当下讲史的方式，增强市场化操作的意识，对史料研究的推广也许会有所帮助。 思想汇报 /sixianghuibao/ 在强调端正史料研究态度与创新研究方法的同时，与会代表就拓展史料研究领域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北京师范大学李怡教授以抗战时期四川省合川县的《大声日报》和重庆北碚复旦大学的《中国学生导报》为例，呼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