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读书报告极品.docVIP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读书报告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不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部分，根据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标准来评判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阶级斗争与互助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等，李大钊都做出了自己的论证，反映了其思想的敏锐闪光之处，显示了其特有的理性。并在最后提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表达了对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期望。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第四部分中提到：“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最为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 自己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其他一切非经济的物质的要件，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在原始未开化时代的社会，人类所用的劳作工具，极其粗笨，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而在新发现的地方，向来没有什么意味的地理特征，也成了非常重大的条件。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 ，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 这段文字在上引布丹氏的《从最近的批评看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对经济因素的分析相当一致：“经济因素被认为是唯一的物质因素，原因在于，它是唯一能够变化和发展的物质因素，因而是唯一能够引起马克思所谓的“上层建筑”之中 发生变化和发展的因素。”这表明，李大钊非常认同唯物史观的要领，即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为了证明法律现象只能随着经济现象走，不能越过他，不能加他以限制，李大钊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说明他们背后都藏着很复杂的经济意味。他说道﹕“只不过打着这些旗帜互相争战，以图压服他的反对阶级，而保自己阶级经济上的利益就是了。这类的政治变动，由马克思解释，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 对于这一观点，我也非常赞同。市场经济就是看不见的手，而政府制定的法律则是看得见的手，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1776年在《国富论》中提出，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只考虑自己利益，受“看不见的手”驱使，即通过分工和市场的作用，可以达到国家富裕的目的。因为正常情况下，市场会以它内在的机制维持其健康的运行。这主要依据的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人理性原则，以及由经济人理性原则支配下的理性选择。这些选择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这些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支配着每个人，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消费者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做购买的决策，生产者依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做销售决策。市场就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根据价格的自然变动，引导资源向着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这时的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相互作用下，推动着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决策，而法律只能作为政府管制的手段之一，法律的力量绝不能影响经济发展的趋势。 李大钊还在书中写道：“全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互相敌视的二大阵营，为相逼对峙的二大阶级：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并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命运；然后更根据这个语预言，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有产者阶级，于其不满百年的阶级支配之下，就造出比合起所有过去时代曾造的还厚且巨的生产力……有产者阶级不但锻炼致自己于死的武器，并且产出去挥使那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劳动阶级、无产者就是……而无产阶级终将战胜有产阶级。” 对于这一观点，我不完全赞同。因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包括作为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要消灭是的是三大差别，要消灭的是阶级差别，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用现在的眼光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