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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文化的三大悖论 作者: 醉墨卷秋澜 2006年6月6日下午，华为宣布收购港湾核心资产。至此，华为与港湾之间、任正非与李一男之间多年的恩怨宣告了结。在华为的土狼文化中，李一男是一匹年轻力壮的“狼”，他率众出走、另立门户，是对“头狼”任正非的公然挑战。这是狼文化的必然现象，也是任正非自己种下的一枚苦果。 　　 中国本土企业看到了狼文化的优点，但却忽略了狼文化的缺陷。狼文化有三大悖论，对应三大缺陷：第一，目标嗜利而不能高于利。狼文化瞄准利益，焦虑于生存的危机感，但不能产生高于生存和利益之上的追求，这样低层次的目标不能诞生高瞻远瞩的伟大企业；第二，团队合于利也分于利。狼文化强调团队精神，但是，狼的道德将逐利行为无限合法化，团队的聚合基于“利”而非“义”，这样的团队最容易因利益而分崩离析；第三，狼文化导致博弈的胜出，也导致博弈的负和。狼文化可以让单个企业获利，但如果所有企业都倡导狼文化，最会带来博弈的负和局面，甚至是集体自杀。 【狼文化的悖论之一：目标逐利而不能高于利】 　　 读任正非《华为的冬天》，我们读出了深深的焦虑。一种生存的危机感，几十年来像乌云一样笼罩在他心头，这是自幼心灵深处的一种伤害在不断折磨着他。任正非有一个苦难的童年和少年，“活下去”是他人生最强烈的信念。1944年，任正非出生在一个清贫的家庭，兄妹7人，任正非是老大，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养活。尤其在三年灾害时期，家里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如果不这样，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任正非说：“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任正非在《我的父亲和母亲》一文中，这样记录当时的处境：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车。我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第二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临走，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给我“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 　　 苦难是任正非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生存的强烈愿望让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奋斗。任正非将生存的危机感和焦虑感传达给了华为，因此华为产生土狼文化和床垫文化就不足为奇了。土狼文化的特点就是“一旦嗅到肉味就奋不顾身” 。正是这种为了利益和生存奋不顾身的信念，在华为诞生了“床垫文化”：华为员工的办公桌下面都有一个床垫，不分昼夜地加班总有困倦的时候，实在不行了就拿出床垫，在上面躺一躺，待精神恢复了，又继续干活。任正非曾对员工说：“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这种自上而下的危机感最大程度榨取了华为人的智慧和汗水，但也让华为不能凝聚员工的心。员工流动率是非常大的，继续留在华为的员工基本上都是为了那份很高的工资。 　　 《华为的冬天》虽然是任正非对于华为现状和未来的思考，但我们没有读出任何有关企业价值观和梦想之类的东西，任正非甚至连华为的愿景和使命也没有提及。华为到底为了什么而生存？没有人知道。《华为基本法》中，对价值观之类的东西提及很少。并不说华为没有愿景和使命，但是这些东西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没有进入到领导人和员工的内心深处，也没有体现在组织行为文化中。任正非也无暇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因为他血液和基因中只有两个字：生存。狼文化才是华为的显性文化，现实的利益才是华为的生存目标。为了增强员工的生存意识和生存能力，华为不停灌输各种概念：“活下去是硬道理”、“为了市场销售增长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可耻的”、“企业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的意识”、“胜者举杯相庆，败者拼死相救”、“狭路相逢勇者胜”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鼓动性很强的概念，经过任正非富有煽动力的讲话，使一线年轻员工很容易进入大无畏的精神状态，以令对手头晕的气势展开肉搏。（《华为真相》） 　　 然而，狼文化的缺陷之一就体现在这里。如果没有高于利润之上的追求，就难以产生长久的热情和动力。狂热总有冷却的时候，只有理性而崇高的目标可以长久地鼓舞人心。前人打仗讲究师出有名，总喜欢发布一篇战斗檄文，声明自己的立场、主张，更重要的是发出一个崇高的号召，为自己行为的正义性进行辩护。朱元璋北伐的目标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这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有异曲同工之妙，太平天国的目标是建立大同社会，湘军的目标理念是维护孔孟之道……如果没有这些崇高的理念，比如太平天国说起义的目标就是掠夺财富，就是你死我活，那么是不会有那么多人去为你卖命的。同样是打仗或者造反，为什么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