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阈下环境集体抗争法律规制.docVIP

PAGE / NUMPAGES 生态文明视阈下环境集体抗争的法律规制-法律 生态文明视阈下环境集体抗争的法律规制 郭 倩 （上海海洋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1306） 摘要：环境集体抗争的处理应以法律规制为主，非法律途径的处理具有暂时性、不稳定性的特点。相对剥夺感是集体抗争产生的根本原因，法律失灵是推动要素。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抗争，就必须遵循生态文明理念抑制相对剥夺感的产生，遵循合法行政原则、人权保障原则、比例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和私力救济先导、公力救济保障的原则，从保障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三个层J去面完善法律制度。 关键词 ：环境集体抗争；生态文明；相对剥夺感；法律失灵；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DF4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4)02-0124-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96年以来，我国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而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竟不足1%。这两个极大差距的数字充分暴露出了法律手段在集体抗争解决中的弱势地位。从2005年的浙江东阳画水镇“4·10”事件、新昌县嵊州市交界的“7.15”事件、长兴县煤山镇“8·20”事件，到丑2007年赫赫有名的厦门PX项目“散步事件”，再到2009年湖南浏阳的“镉污染事件”、2010年7月的广西靖西事件和201 1年浙江海宁的“9 . 15”事件。每一次抗争，都体现出公众维权意识、环境意识的觉醒。每一次应对又都体现出法律在这些纠纷面前的普遍“失灵”。群体性事件与集体抗争是两个内涵相似但又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实务用语，首次提出于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后者是学术用语，是集体行动理论与抗争理论下的概念，意指公众期望与社会现实差距引起的集体反抗，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但不限于非法聚集、围堵的方式，具有多人性与抗争性特点。由于两个概念是对同一．事物不同角度的阐释，因此本文对二者不做严格区分。 自2004年中央颁布《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以来，地方政府对集体抗争事件的态度是极端重视的。虽然应对的具体方法不同，但调解和镇压是最常用的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都具有“治标不治本”的缺陷。典型的处理结果有：部分组织者因为个人利益的获得而放弃抗争，余人溃散瓦解，留下抗争所指问题悬而未决；或是抗争集体获得政府的“慰问性、人道性补偿或处理”，而不是以确认政府行为、企业行违法为前提而获得的行政赔偿、侵权赔偿；又或是单纯用武力镇压非但没有解决抗争诉求，反而激化矛盾产生更大的反抗。非法律途径处理的后果具有暂时性、不稳定性的特点，不利于本次抗争问题的彻底解决，也不利于今后同类问题的同等标准处理。从而容易在公众中产生“老实人吃亏、要把事情闹大”的消极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目前，作为中国传统的国家管制基础的意识形态到到无法修复的冲击，而作为管制国家最重要、具有工具性的法制体制又存在太多的问题”。因此，建立科学的司法制衡制度，树立法制的权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才是解决中国政府管制困境的重中之重。本文认为，相对剥夺感是集体抗争的根本动因，当下中国环境“法律失灵”极大地促进了这种剥夺感的增强，政府应严格秉承生态文明理念进行环境管制，建立保障公民环境知情权、参与权与救济权的完善法律制度。这才是应对环境集体抗争的除根良药。 二、环境集体抗争的产生：相对剥夺感与法律失灵 泰德·格尔(Ted Robert Gurr)在他的《人为什么造反？》(why Men Rebel)一书中曾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期望，而社会则具有实现这些价值的能力。如果社会变迁使得社会的价值能力无法满足人们的价值期望，这时候，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强，人们造反的可能性越大，造反行为的破坏性越大，反之亦然。”这一理论被称为社会怨恨理论，用来解释抗争的原始动因。按照正常的逻辑，社会越发展、人们对赖以生存的环境的要求就越高。当公众生存环境水平低于预期水平时，就会思考这种落差的来源，将矛头指向它。 相对剥夺感是一种很矛盾的心理状态。人们选择一种他们认为与自己关系密切又不等同于本群体的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并产生自身利益被其他群体剥夺的内心感受。这种感觉并不完全取决于实际利益的增减，反而更多地取决于相对感受。朱海忠在分析我国苏北N村铅中毒集体抗争事件（以下简称：“N村事件”）时形象地描述了这一心理：“在事件发生之初，村民们是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