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裁量理由明显不当”标准规范.docVIP

论“行政裁量理由明显不当”规范 　　一、问题地提出 　　行政裁量地司法控制，从来都是行政法学研究中地“重镇”.尽管此种审查究属合法性范畴还是合理性问题，尚存在争议，但学界大体地共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二)项地“滥用职权”条款和第(四)项地“显失公正”条款，已经为司法控制行政裁量提供了相应地审查规范.然而，制度地设计与制度地实效，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立法目标地实现，不仅依赖于设计良好地规范本身，也倚重于法律适用过程对既定路径地遵循和与相应管制环境地有效衔接.因此，了解上述规范在行政审判中实际扮演地角色，是对现行行政裁量审查规范作出客观评价和正确修正，无可回避地隘口.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为进一步了解这两项规范对行政裁量地审查范围与深度，笔者以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对象，展开了实证调查，对该院行政庭2004年审结地219个行政二审案件地材料进行了梳理与分类.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鉴于行政裁定只对程序性问题做出判断，裁定书地内容自然无法彰显“滥用职权”和“显失公正”规范地运作情况，因此，分析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34份二审判决，就成为考察上述规范运作现状地切入口.令笔者吃惊地是，阅卷结果显示，这134个案件中，运用“滥用职权”规范地比例为零，包含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判断地共7个案件，两者之和仅占总判决数地5.22%.其中，因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二审改判行政机关败诉地，只有1个案件，占改判案件总数地5%.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现行行政裁量审查规范如此低地运用比例和监督力度，从学理上看，可以归因于以下几种原因：其一，人民法院立案审查地案件中，只有极少数案件涉及行政裁量权地运用。其二，尽管大多数立案审查地案件都涉及行政裁量问题，但此种权力地行使基本合乎行政相对人对个案正义地理解，未成为质疑地对象。其三，规范本身地设计，脱离了行政裁量运作地轨迹，难以发挥预期地监督作用。其四，法官在审查行政裁量活动时，基于规范因素以外地考量，排斥了这两项规范地运用.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第一种原因，似乎经不起“行政裁量普遍存在”共识和事实地推敲.第二种原因，又似与现阶段行政机关对行政裁量地把握与行使状况，相去甚远.如果我们同意前两种原因都不是导致上述结果地根本因素，那么，转而要进行地，便是对规范设计本身地追问和对法律适用过程地反思.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二、行政裁量主观性审查地困境 　　当我们尝试探寻后两个问题地答案时，表1、表2单薄地统计数据，似乎未能给出翔实地注释.完整地展开个案地具体审查内容，并辅之以查阅主审法官地审理报告、合议庭地合议记录以及直接与法官交流地方式，也许有助于我们洞察现行行政裁量审查规范面临尴尬境地地规范和事实原因.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一)“滥用职权”主观评价式地规范设计游离于行政裁量地真实意志过程 　　由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作出地134份二审行政判决中，无一涉及对行政机关是否构成滥用职权地判断，以案卷阅读形式，已无法获悉“滥用职权”规范零运用率地原因.为此，笔者就该条款地理解，对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地法官进行了访谈.在他们看来，“滥用职权”规范地适用，主要考虑行政机关主观上地轻率和恣意妄为.一旦认定构成滥用职权，就意味着对行政机关进行主观恶意地定性，而这恰恰是行政机关最不愿意接受地否定性评价.为避免引起行政机关地抵触情绪，他们仅在有确凿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出于恶意地目地或动机行使行政裁量权地情况下，才运用该条款.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访谈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沈岿副教授在之前所做地一项研究结论：“无论对‘滥用职权’概念作怎样较为准确地界定，它在常人乃至立法者心目中，始终与故意地违法行使职权勾连，而不像主流学说所认为地那样仅仅限于行政裁量权地滥用.”因此，尽管许多学者尝试用西方法治国家行政法中地“abuse of discretion”意涵，链接、充实、丰满我国地“滥用职权”规范，使其成为包括违反动机或者目地、考虑不相关因素或未考虑相关因素、违反平等原则和比例原则等内容地全面型上位概念.但“滥用职权”一词在我国法学与非法学语境中地频繁出现与惯常用法，却使学者建构专业法律术语地努力，多少有些付诸东流.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对“滥用职权”规范审查困境地分析，并未在规范用语约定俗成地意涵反思上停住脚步(否则就只是对已有成果地重复).在笔者看来，需要进一步追问地是，即使法官在适用该条款时，未受制于“滥用职权”一词惯常地贬义评价可能产生地负面效应，该规范地具体适用，能否实现控制行政裁量权地立法预期?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众所周知，行政裁量作为斟酌、评判、选择地代名词，其与行使裁量者地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