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语走向历史透视.docxVIP

2019年从失语走向历史透视 　　 批评界关于失语和话语重建的讨论已持续了数年，至今尚无结果。因为当我们面对一个空幻的对象时只能做出种种推测性论断，而无法找到具体的解决措施。甚至仍有人坚持在建立中国文论话语时首先应建立一个先验的起点（可参见《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和第6期李春青、曾庆元的讨论文章）。不过在我看来，理论从根本上说是文学现象的衍生物，它的发展与成形必须以现象的演变为前提。一种批评话语的逻辑起点固然重要，但这一逻辑起点却不能先验地生成。因此，建立中国批评话语的理路应当是这样的：从现象与文本入手，利用全球性理论资源，寻找合适的视角与方法，进而构建与现象相适应的批评形态。在我就这一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读到了刘俐俐教授的新著《隐秘的河流--当前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历史观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这本书恰恰为我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例证。在《隐秘的河流》中，作者淡化了话语立场的形而上思考，遵循文本第一的宗旨，在对文本进行考察的同时，确立了自己的批评视角--历史观。可以说，刘俐俐是一个较少考虑主义而重在解析问题的批评家，这从她的《理论视野中的作家张俊彪》、《新时期小说人物论》、《颓败与拯救》等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正是长期对现象与文本的关注，使其形成了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同时也就显现出较为稳定的话语形态。而不是先求得某种形态，再去接触文本。这一简单的道理却是相当一部分批评家所绕不出去的怪圈，它在刘俐俐这里被搁置了。从现象与文本入手，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当代文本的特点是什么？当一些学者将目光转向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后现代因素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中国的范型（或如福柯所说的知识型）未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形下，中国的当代主流文本始终执着于意义的追求，这种执着导致了文本的强大历史感以及对现实的关切。正如书中所揭示的，新时期文学通过对传统的远眺与接续，展开了一种厚重的历史自觉意识，这种意识是中国当代作家源远绵长的忧患意识的特定表现，也是他们冷静地直面人生和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另一侧面。……文学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一种优秀传统一旦形成，就会有自己的自律力量，中国从广阔的历史与社会的角度观察生活的传统和忧患意识总会极顽强地沉淀在他们的意识中。（26页）文本的特性决定着方法的形成。作为实验的文本在目前的中国上将很难占有主导的消费份额，因此，面对以历史自觉意识为表征的主流文学，建立一种历史主义的批评立场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但《隐秘的河流》所采用的历史主义立场并不是对历史的还原，而是一种对历史的揭示。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森所说，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本文，也不主导本文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本文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詹姆森《与历史主义》，张京媛译，见《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页。）这个预先的本文就是一个现代性视角，通过这一视角，进入文化的语境阐释。作者基于恩格斯的观点，将其称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所谓逻辑，其实就是一种阐释立场；所谓符合历史的逻辑，也就是符合阐释的逻辑。正是借助这种阐释立场，作者揭示出中国当代文本中由于现代性语境与古典主义人文情怀的错位所形成的寓言性。所谓寓言性，就是当具有完整意义指称的象征文本解体之后所出现的转喻现象。这一过程也就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写照。中央帝国的边缘化移位使得中国中的入世观转变为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就造成了文本意义的表面断裂。边缘化程度越高，其寓言性就越强。于是，《隐秘的河流》的大部分篇幅都用于对中国西部文学的解读。因为如果中国的文学是一种寓言的话，那么西部文学就是寓言中的寓言。在沉重而深情的叙事中，它既有着对民族中心的缅怀，也有着对区域中心的眷恋，其厚重的历史感也就在这双重的追寻中透露出来。--批评者对历史逻辑的重构就是在这种解读中完成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在方法论意义上就是文化批评，而文化批评乃是、神话学、精神分析学、语义学等的科际整合批评。刘俐俐并未认同于新历史主义，但她的批评方法却是新历史主义式的。这一做法将我引向对另一问题的思考，即，在全球化进程加剧的当今世界是否存在所谓的民族话语？任何批评话语都迅速被不同领域中的文化主体所方法化，从而消解了其话语立场，将其变为共享资源，为各自的批评对象服务，进而形成新的话语形态。或者说，当今世界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民族话语，存在的只是话语整合。新型的历史主义适用于解读中国当代主流文学，但当主流变为非主流，非主流变为主流的时候，新一轮的话语整合又将开始，--或许这就是话语重建的论争应当终结的地方。 ? 　　 批评界关于失语和话语重建的讨论已持续了数年，至今尚无结果。因为当我们面对一个空幻的对象时只能做出种种推测性论断，而无法找到具体的解决措施。甚至仍有人坚持在建立中国文论话语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