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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历史学与高校历史教学的思考论文 　　 　　一、史学科学化的思考 ? 　　 　　在近代的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西方的自然科学文明占据了舞台的主角。在历史观上，中国的儒家文明与西方的自然科学文明史有本质差异。儒家文明的历史观是非决定论的，而西方自然科学文明的历史观，则是通过某种近似推理的手段去“发现”所谓的历史发展规律。西方的历史观是建立在数学逻辑形式的基础上，而儒家文明的历史观则是建立在自然有机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西方自然科学文明的历史观妄图通过数学逻辑形式手段“计算”出未来历史的走向，儒家文明的历史观则是以“天道”为基，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皇天无亲，唯德是依”，以人心来决定将来的发展。西方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可以清晰地推断出一个发展规律，一条如同数学的公理或定理的推论是必然存在的。这是一种纯粹的物质观，把人的精神思维忽略不计，当然这所产生的自然科学文明给人类的物质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工业文明使人类的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前进，但其所带来的危害同样给人类带来了深重后果。整个20世纪所产生的“人祸”，都充斥着西方的暴力与狂妄，殖民主义、奴隶贸易、两次世界大战等所带来的大批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反映的是人性的丧失。儒家的历史观则相信“天道”的存在，用道德劝道治国者用仁爱之心去对待百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心的向背决定着未来的历史命运。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不能等同于数学形式逻辑所表现出来的机械的发展，人类是地球唯一的精神思维者，需要精神文化的营养。中国儒家文明虽然在近代的物质较量中被暂时地击败，但其千年沉淀形成的精神思维模式的价值是值得我们所深思的，近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城市化发展，导致了人心的冷漠，为了追逐物质利益而不顾对自身生存环境的自然环境肆意妄为的破坏，这是其带来的恶果。人类文明的发展如同宇宙的发展演变一样，有其“天道”的存在，宇宙万物的演变在其中。各文明之间的发展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中国的儒家文明的历史观对此有治愈之效，正人心是首要之道。 ? 　　 　　二、高校历史教学的思考 ? 　　 　　目前，高校的历史教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延续了这种近代救亡图存所遗留的历史思维模式。五种社会历史分期法在学术界虽已经放弃，但由于高校历史教学教材编写的相对滞后，加之其他因素，国内高校历史教学仍然以此为分期，分段讲解。在世界历史的讲解中，古代史部分忽略与中国古代史的对照讲解，偏重以西方历史为中心或者参照地对照讲解。在近现代历史的讲解中，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其实质只是一部反殖民历史。在中国史的讲解中，依然在夸大农民起义的作用，宏观批判所谓的封建暴政，缺乏微观的认识。这与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思维模式是分割不开的，彻底的固守、或完全的否定、或中体西用，在某种程度上在内心里都承认了西方自然科学文明所取得的成就，而对自身文明历史的“真实性”认识不到位，存在着明显的不自信。过分地企图与现实相联系，而导致牵强附会的“改观”历史。文明的发展是内外因素结合的结果，不可偏废其一。在中国这样历史犹如宗教般的国度，更应重视。 ? 　　 　　近代中国遭受苦难之际，西方的自然科学文明被顺势所接受，为救亡图存之用。目前，国内高校的历史教学的编排顺序仍以五个历史分期为线，向学生讲授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早已被确定，束缚了学生思维的扩散与展开。当然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历史观有助于我们打破治乱兴衰的循环历史观，促进对整个文明历史的认识。然而过度地引用，抛弃其中关于内在道德修养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其结果是适得其反的。这样的历史教学会导致学生对世界历史整体认识思维的僵硬，同时在看待现实时注重的是物质利益的效果，而忽视对精神价值的需求，历史之功用亦在褪色，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僵硬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地跟进，这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明王朝灭亡之后，部分有识之士提出了“经世致用”的观点，如顾炎武。在近代民族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经世致用”被社会普遍地接受与宣扬，空谈误国，历史亦同样地被纳入其中，如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撰写《孔子改制考》，虚言孔子亦是改革者，实则借此阐释自己的政治观点。在“致用”的实现过程中，史学的人文关怀作用被忽视。“历史学最初是记载人的行为的一门学科，历史叙事是史学最初的表现形态，讲故事是历史学家本来具备的基本功与拿手好戏。”［1］ ? 　　 　　目前，国内高校历史教学中，这种原始的功能被淡化，人文关怀的精神因素被现实的“问题主义”所掩盖，这样就忽视了历史文化传承的作用，国内高校历史教学中在中国古代史的讲授课上，偏重于中国古代史辉煌的文明发展史，而到近代史却演变成了一部单纯的反殖民斗争史，二者没有相互的衔接点，古代与近代之间存在着文化传承的不完整表述。“一个国家之所以是这个国家而不是另外的国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