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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益机能的实证分析 ——寻衅滋事罪法益的案例分析 法益是近年来我国新一波引进借鉴西方优秀法律文明成果的一项重要内容。类似于前苏联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犯罪客体范畴，法益在德日三阶层犯罪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当然，也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学界就法益的界定存在很多分歧，刑法上的法益概念，可以分为实体的刑法法益概念和形式的刑法法益概念。实体的刑法法益概念，基于个人主义的思想，重在刑法法益的内容，例如，诈骗、抢劫犯罪侵犯的刑法法益是财产，但除此之外，还有防止诈骗、抢劫行为的利益。形式的刑法法益概念，基于全体主义，重在刑法法益的方法，还以诈骗、抢劫犯罪为例，它们侵犯的法益除财产之外，还有抑制不法得利意思的利益。 参见陈朴生：《刑法专题研究》，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法学丛书编委会1988年第4版，第64页。笔者认为，刑法法益的概念应该是以实体的内容为主，兼顾形式的概念。那么，此处关于刑法法益，就采取最为简单的定义：“刑法法益，是受刑法规范保护的利益。” 参见陈朴生：《刑法专题研究》，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法学丛书编委会1988年第4版，第64页。 法益作为一个近年来在教科书里出现频率较高的概念，其在刑法理论上，是具有多方面的机能，主要包括：1、形势政策机能，即法益概念在刑事立法上的机能或者指导刑事立法的机能，具体包括：使刑事立法具有合理目的性的机能；使刑法的处罚范围具有合理性的机能，使刑法的处罚界限具有明确性的机能；2、法益的违法性评价机能，即法益概念对于评价实质和正当化事由（违法性阻却事由）的实质；3、法益的解释机能，即法益具有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无论是解释犯罪构成客观要件，还是解释犯罪构成主观要件，均要以犯罪保护的法益为指导；4、法益的分类机能，即法益具有作为犯罪分类标准的机能；5、法益的其他机能，法益对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犯罪构造（侵害犯还是危险犯）、罪数的认定、犯罪数额的认定、行为人的认识错误等均会产生影响。 参见 参见张明凯：《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法益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指导作用的实证分析 法益具有解释论的机能，其在解释犯罪构成要件过程中起着指导作用。从犯罪构成要件系统论的立场，最主要的是，法益的理解会影响到犯罪构成其他要件的理解。例如，“刑法规定盗窃罪，是为了保护所有权及其他本权，还是为了保护占有，这是有争议的。如果认为刑法规定本罪是为了保护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则所有权者从盗窃犯人那里窃回自己财物的，不成立盗窃罪；但是如果认为刑法规定本罪是为了保护占有，则所有权者从盗窃犯人那里窃回自己财物的行为，也侵害了盗窃犯人的占有。因而成立盗窃罪。于是，论定刑法的各条文将什么作为保护法益，是刑法各论的构成要件解释中的重要部分。” 参见[日]平野龙一：《刑法概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版，第40页。其次，法益的变化有时制约影响并伴随着犯罪构成其他要件的变化。例如，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被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之中，并属于侵犯妇女性的决定权的犯罪，故必须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手段为前提。基于此，向妇女身上涂抹污物的，偷剪妇女发辫的，以淫秽语言辱骂妇女的，均不成立此罪；在公共场所露阴、自慰但并不强迫妇女观看的，偷看妇女洗澡的，均不构成犯罪。 参见[日]平野龙一：《刑法概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版，第40页。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60页。 从表1来看，司法实践在对寻衅滋事罪个案的处理中，绝大部分判决并未对其侵犯法益“破坏社会秩序”（个罪法益）或者“扰乱公共秩序”（类罪法益）加以阐述，甚至简单地提及法益“公共秩序”的个案判决也不多。 表1： 序号 案例名称 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具体项 “法院认为……”部分 “……判决”部分 1 胡京龙寻衅滋事案 （一）“随意殴打他人” 2 杜云林寻衅滋事案 同上 3 张晓璇等寻衅滋事案 同上 4 张树林寻衅滋事案 同上 5 胡继峰寻衅滋事案 同上 6 刘子平寻衅滋事案 同上 7 张存德寻衅滋事案 同上 8 徐前等寻衅滋事案 同上 “无视社会秩序” 9 白云寻衅滋事案 同上 10 康微微寻衅滋事案 同上 11 王伟寻衅滋事案 同上 12 赵国明寻衅滋事案 同上 13 李庆山寻衅滋事案 同上（援引法条有误） 一审法院“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二审法院“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 14 孙超寻衅滋事案 同上 15 周淼寻衅滋事案 同上 16 王勇等寻衅滋事案 同上 17 杨暾寻衅滋事案 同上 18 付国立等寻衅滋事案 同上 19 徐兰法寻衅滋事案 同上 20 周示威寻衅滋事案 同上 21 田友林寻衅滋事案 同上 22 张卫民寻衅滋事案 同上 23 杨轩寻衅滋事案 同上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