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榜题名”式大团圆结局看元代文人创作心态.docVIP

PAGE PAGE 1 从“金榜题名”式大团圆结局看元代文人创作心态 　　【摘要】元杂剧的社会剧与爱情剧中，相当数量的男主人公的形象被设定为舞文弄墨的“书生”，他们的命运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最初出身微寒，成长受尽苦难，然后通过科举高中，改变命运，最终收获功名利禄与爱情婚姻。这种由“金榜题名”而促成大团圆结局的桥段极为普遍，程式化地覆盖了相当数量的元杂剧。仕途的兴衰被元杂剧作家们放在了一个极重要的位置。元杂剧作家之所以如此的重视与青睐“金榜题名”的大团圆结局，从根本上说，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与当时以文人儒生为代表的元杂剧创作群体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本文将从“金榜题名”式大团圆结局来探讨元代社会的文人的创作心态。 　　【关键词】“金榜题名”；大团圆结局；文人儒生；创作心态 　　一、渴望走出仕途困境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隋唐开辟的用科举取士的方式，令读书人不管门第高低，只要通过科考，都可以步入官吏行列，从此平步青云。因此，对封建士子来说，争取科举的成功是不可轻易放弃的，这是能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对此幺书仪先生也曾说道：“它（科举制度）成为影响各阶层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情感状态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即使失意和退归林下的儒生，也往往并不从根本上对这条道路产生怀疑。”[1] 　　然而，就是被这些文人儒生如此笃信的一条道路，到了元代却由于元当朝统治者在政治上的民族歧视与压迫，不得不被迫阻断了。元朝初期科举制度曾一度被中断81年之久，直至元仁宗延佑2年（公元1315年）才被恢复，之后又时举时废，即使开科取士，也因在名额分配上及其有限，并带有民族歧视的性质，使文人们陷入求仕无门的窘迫境地，许多文人的求仕理想受到了现实的惨痛打击。 　　因此，面对如此残酷的社会现实与遥不可及的人生理想，这些文人儒生们只能通过其他的形式寻求寄托与发泄。元杂剧中“金榜题名”式的大团圆结局显然就是这种“寄托与发泄”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具体形式。如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称《西厢记》），他们都以不同的情节表现了一代儒生们曲折多变的人生遭遇，但最终一切的不幸却都因为儒生们的“高中”而扭转。在《西厢记》中，男主人公张生是一介书剑飘零的书生，虽然与富家小姐崔莺莺两情相悦，却因门第悬殊，遭到崔母“赖婚”的阻挠，最终还是因为张生高中，使崔家对其另眼相看，才使得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伴随着官运亨通随之而来的爱情的收获与地位的变迁，是当时社会地位地下，但同时又求仕无门的文人儒生呼唤科举，渴望改变命运的共同心声。 　　二、儒家思想的影响 　　自汉武帝开以儒家思想经邦治国的先河以来，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由此确立。此后，历代统治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自奉之为圭臬，儒家思想被视为不可替代的治国之本。可见，上至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下至最底层市井百姓，都将儒家思想视为至尊，儒家思想广泛地渗透在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在元杂剧中由“金榜题名”这一情节促成大团圆结局的桥段设计，极具代表性的反应出了儒家思想对文人阶层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成为影响元杂剧文人创作心态的重要因素之一。 　　儒家倡导积极入世的态度，“入世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理的处事观、取财有道且寡欲的义利观，其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将人根植于其生活于中的自然界和人际间，从而为现世的人营造一个和谐的自然环境和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2] 　　科举制度的应运而生无疑为崇孔尚儒的文人儒生来说开辟了一条实现入世理想的“康庄大道”。因此，通过“金榜题名”来实现个人前途上的“改头换面”，最终达到事业上“达则兼济天下”、“齐家治国安邦”的远大目标，是深深根植于他们心中的人生的终极信念与理想。在关汉卿的《陈母教子》中，文人儒生的这种“人生终极信念与理想”得到了全面而透彻的展示。剧中陈门冯氏训子读书甚严，要求三个儿子均高中状元，老大老二先后高中。老三头番应试仅中探花，被冯氏痛责，后经发奋也高中状元。剧中，“金榜题名”这一主题不仅仅只是一个达到大团圆结局的桥段了，而是变成了一个贯穿全剧始终的主要线索。在这出杂剧中，关汉卿不仅将读书进仕在文人儒生自身价值的实现上给予肯定，更加将其作为“治国齐家”的社会理想加以大力赞扬。 　　三、勾栏瓦舍的大众文化影响 　　因为元朝当局统治者在政治上对文人的轻视，加之能证明自身能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道路——“科举”又被无情阻断，齐其社会地位大不如前。但是，也正因如此，才使他们走进市井的勾栏瓦舍，更加接近下层人民，了解社会大众的审美情趣，对社会现实的民生疾苦认识得更为深刻，促使他们在创作时的思想观念上的一些想法向社会底层人民靠拢。 　　元杂剧作家的身份从原本“高处不胜寒”的文人墨客，摇身一变，成为市井勾栏的“书会才人”。勾栏戏曲艺术原本就是供市井民众娱乐消遣的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