甑皮岩遗址第五期干栏陶纹辨识.docVIP

PAGE 甑皮岩遗址第五期干栏陶纹辨识? ? 发表于《史前研究》2009年刊，宁波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第236~241页。亦载于《桂林文化》2008年第1期，第7~12页。 作为一个典型的洞穴遗址，甑皮岩遗址在历次发掘中没有发现任何人工建筑的遗迹。这看起来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既然有洞穴本身作为天然的居室，人类已无必要再在洞穴内建筑用于居住的房屋。 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那就是在最后阶段，即当甑皮岩以及桂林的其它洞穴越来越不适合居住，甑皮岩人准备并最终被迫离开时，是否已经掌握建筑房屋的技术？如果没有，他们离开洞穴后居住在哪里？ 更进一步看，人类最终离弃了洞穴，居住在自己建筑的房屋内。如果从穴居到屋居不是一夜之间实现的，那么中间必然有一个过渡期，即从产生建筑房屋的需求到实现房屋实体建筑这样一段时期。显然，在这个过渡期内，人类不会是露天居住，必然是在房屋建成后从洞穴搬出到房屋。因此，也就不能排除穴居人建筑房屋的可能性。 清代《广西通志》上有这样的记载：广西庆远府（今河池地区宜州市），瑶壮杂居，又有伶僚、么老、俍、侗之属，“民性轻悍，人风犷戾，常持兵甲。礼异俗殊，以岩穴为居止”；思恩府宾州（今南宁市宾阳县），“民醇事简，俗阜物廉，巢居崖处”，“筑室如巢窟，屋壁以木为筐织竹，不加涂塈”；迁江县（今来宾市迁江镇），俍、瑶、壮杂处，“架板为居，上栖男女，下畜牛豕”；泗城府（今百色市凌云县），“地生烟瘴，亦有霜雪，民居架木为巢，或结茨山顶，依傍岩穴”；西隆州（今百色市隆林县）民“居择山巅，无床几器物”；西林县，土人散处山林，“架木为屋，爨寝在上，牛畜在下”。 eq \o\ac(○,1)这些记载给反映了广西少数民族居址的发展过程：穴居（以岩穴为居止）→半穴居（依傍岩穴，巢居崖处）→巢居（结茨山顶，架木为巢）→干栏居（架木为屋，爨寝在上，牛畜在下）。可见，从穴居到干栏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至少经历了“依傍岩穴，巢居崖处”这样的半穴居时期。 因此，就新石器时代的甑皮岩人来说，他们在最终离开洞穴之前，也应该经历了这样一个半穴居时期，即是说，他们不会在掌握房屋建筑技术之前鲁莽地抛弃洞穴，而是在掌握房屋建筑技术之后才从容地搬出洞穴的。 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到第五期时，甑皮岩人已制作出磨光石斧、磨光石锛这样一些相当锋利有效的砍伐和修理树木的工具。磨光石斧是双面刃，可用作砍伐树木工具，磨光石锛是单面刃，可作为修理树木的工具，两者结合，就是一套原始木作工具。利用这套木作工具，完全能够建造出房屋之类的木构建筑。例如，在发现干栏房屋遗存的距今约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和距今3000多年前的广东高要茅岗遗址，所发现的木作工具也仅磨光石斧、磨光石锛而已。因此，在第五期时，或者最迟在第五期的后期时，甑皮岩人很可能也已经掌握建筑房屋技术，部分地在洞外房屋居住，而不是全部或总是在洞内居住。最后，他们完全地舍弃了甑皮岩这个曾经为他们躲避风雨数千年的洞穴家园。 这是笔者的认识和推测。但考古学是讲究实证的科学，虽然笔者的推测是合理的，如果没有实物证明，也仅仅是推测而已。所幸的是，笔者在甑皮岩陶器上找到了相关的证据。 笔者在1999年对甑皮岩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进行整理时，发现一块原始标号为AT1:001的细砂陶片上刻划有房屋样图案，于是在当年12月在广东英德市召开的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上公布了该陶纹的拓片，指出房屋样刻划纹的存在“表明在公元前5000~4600年间甑皮岩人可能已迁出甑皮岩”，“甑皮岩已从过去的居所变成安葬有身份的死者的墓地”。 eq \o\ac(○,2)次年4月笔者又在《中国文物报》作了报道，进一步指出这是“干栏式房屋图案”，并将该陶片的年代修正为公元前5300~4300年。 eq \o\ac(○,3)但两文都没有对该陶纹作详细的描述。 2001年甑皮岩遗址第二次发掘后，发掘者对过去发掘出土且已入库的文物也进行了整理研究，该件陶片被编号为KAT1:001，定名为高领罐，划入第五期（发掘者认为第五期的年代为距今7000~8000年）。发掘者（整理者）在发掘报告《桂林甑皮岩》中是这样描述这件陶片的：“标本KAT1:001，直领较短。夹方解石浅红陶，内壁颜色较杂，呈灰黄、浅褐等色，含方解石较多，颗粒较细，胎壁较薄。器表及内壁较光滑细腻，口沿规整。领部先饰多线竖刻划纹，每组六条，由上往下刻划，每两组为一单元，然后单线刻划连续的山形图案，肩部先刻划连续的山形图案，然后在图案空白处横刻一组六线刻划纹，再在其上施单线竖刻划纹。残高6厘米。” eq \o\ac(○,4)如果仅根据文字描述，一般人是不会将其与笔者先前报道过的房屋样图案或干栏图案联系起来的。所幸的是，发掘报告中附有该陶片的线图（160页，图八八，9）、拓片（154页，图八五，4）和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