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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管理：让不当官的检察官照样有前途 ? 让每个不当官的检察官都觉得有干头，是稳定队伍的需要。 在目前行政化管理模式下，检察人员职级划分不能真实反映职责权利；对某人能力和成绩的认可也似乎只剩下：“给个官当”，但有限的“官位”却封闭了检察官的发展空间，因此需要探索人事改革—— ８月２９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作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跟踪检查“两官法”（《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实施情况报告。 ■报告高度评价了检察机关根据自身特点，合理配置人力资源，积极推进人员分类管理的做法。 ■报告引用了重庆等地检察院根据不同工作岗位特点，在部分基层院实行人员管理走分类定编、分类管理轨道的鲜活事例。 ■顾秀莲要求，抓紧研究确定编制内检察人员与司法行政人员的员额比例，以做到分类定编、分类管理，保证一线办案力量。 【个案】上调一级忙了半年 【管理】行政职级是“拦路虎” 徐航，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公诉一处助理检察员。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徐航荣登第三届全国十佳公诉人榜首。为表示嘉奖，北京市二分院研究决定，将徐航的职级上调一级，从副科级提拔为正科级。为了这一职级变动，北京市二分院政治部副主任贾颖玲在首次向北京市人事局递交申请报告未果后，将高检院关于徐航等人的表彰决定附在申请报告后，二次递交给市人事局。期间，贾颖玲还拨打了数十个“催促”电话。最终“拿下”徐航的正科职级，时间过去已半年有余。 受我国干部管理人事制度的单一化管理模式的影响，检察机关目前实行行政化管理。行政化管理模式下，行政职级在数量上受严格控制。“根据二分院的行政级别，二分院公诉处的正处、副处、正科、副科等职级数量都是既定的，一般不能随意增设。”贾颖玲停顿片刻，接着意味深长地说道，“偶有破例，要做很多工作。”她告诉记者，徐航的职级申请报告之所以久拖不批，并非徐航不符相应的申请条件，而是二分院公诉处的正科职级已经“人号对应”，没有富余。半年多的时间，贾颖玲就是花在了争取徐航那个并不在“计划内”的正科职级名额上。 “虽然花了些时间，不过还是物超所值。”贾颖玲欣慰，是因为几经辗转“攻下”徐航的正科职级后，最后还把他留在了公诉岗位，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贾颖玲告诉记者，检察人才，尤其是业务人才，一旦脱颖而出，若相应的岗位腾不出空缺的职级，就很有可能换岗。“检察机关很多政治部主任、办公室主任等都是公诉出身，都是曾经的公诉精英。公诉部门人才辈出，但职级非常有限，没办法，常常要异岗上任。毕竟，增设职级有一定难度。”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检察官管理处处长郑建秋看来，行政化管理模式下，有限的行政职级不仅封闭了检察官的自我发展空间，而且误导了检察官对职业发展方向的追求，对检察队伍建设而言，影响了专业化进程。难怪有检察人员戏言道：行政职级是“拦路虎”。 【症结】职级决定待遇有失公平 【会诊】检察官对案件具有决定权 检察机关实行行政化管理，不仅有碍检察官队伍的精英化发展，而且制造了“有失公平公正”的麻烦事。 郑建秋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在基层检察院，同样是科员级，检察员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依法出庭支持公诉，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从事复杂的劳动，而书记员则仅负责案件记录等辅助性工作。 “一般而言，同一个检察院内，反贪局局长和办公室主任的行政职级是相同的，但检察业务工作和综合管理工作在性质上存有较大差别，难以做到同级同责。值得一提的是，检察机关的大部分案子都集中在基层，同时随着社会转型，刑事案件呈上升趋势，刑检工作的量正在膨胀。”江苏省检察院政治部干部处处长任庆华表示，越到基层，情况越突出。 相同的职级，不同的职责，反映在工资条上，却又回到了相同的利益。行政化管理模式下，职级决定待遇。 “这显然有失公平公正。职级划分不能真实反映检察人员的实际职责权利。”郑建秋认为检察机关现行职级的划分并不科学。“时间久了，严重影响业务人员的积极性。在哪里干，怎么干都是一个样。记功给荣誉，这毕竟不是实的。” 除此之外，郑建秋认为，在业务部门内，由于行政职级的存在，检察官在依法行使检察权的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干扰。“检察官是检察机关职能的人格载体，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在具体办案中，除法律明确规定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的事项外，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应当具有对其承办案件的决定权。检察官对具体案件所作出的决定，应当对启动和终止诉讼程序、对案件涉及的公民是否追究法律责任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实际操作却是‘检察人员承办、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决定’。部门负责人这一中间环节的存在，难免会出现副处职级的检察人员要服从正处职级的部门负责人的现象。办案检察官的权责失衡。” “检察院的内设机构不应作为权力载体，这是由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决定的。行政机关行政职能的落实得益于各组成部门及其内设机构职能的一一实现，但检察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