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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26 离婚损害赔偿研究 张迎秀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指因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致使婚姻关系破裂的，过错方应对无过错方的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或精神损害予以物质赔偿的法律制度。修改后的婚姻法，增设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填补了我国的一项立法空白。该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2001年12月2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一））对离婚损害赔偿问题作了进一步解释。这适应了新形势下调整离婚关系新情况的需要，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有利于维护合法婚姻关系，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制裁过错方的违法行为。但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还存在着过于简约、原则、粗疏的缺陷，《解释》（一）的出台使得离婚损害赔偿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就该项制度仍须作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以期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作进一步的完善。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背景及意义 对我国大陆的婚姻法律制度来讲，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无疑是一种崭新的制度，虽然这种制度在外国法制史上早已存续。而这种制度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更多的是因为人们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的转变。在建国初的革命建设时期，人们的婚姻观念刚刚发生一次大的革命，旧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婚姻观被替之以新型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婚姻观，男女平等的观念正式从制度上予以确立。然而“一穷二白”的国境，使得家庭的经济要求压过了个人在生活其他方面的要求，人们没有更多的精力、财力，去满足个人在性、生理上的需求，而且在当时的道德、社会习俗的背景下，离弃妻子去寻求“婚外恋”绝对是会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行为，是一种对革命的背弃行径。因为在当时的观念下，婚姻不单纯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是革命、建设的需要，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同时，数次三番的社会革命也使人们诚惶诚恐，整日担心个人的安全，没有更多地心思会放在婚姻生活上。此外，离婚损害赔偿要建立在个人拥有一定数量财产的基础上，而当时的社会形势无法允许个人所有制的蔓延，人们无力去支付离婚损害赔偿所要求的金额。可以说，离婚损害赔偿在当时不存在观念和经济基础上的支持。 改革开放，经济搞活的政策无疑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出现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上的基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在得到引进的同时，一些不良生活方式也乘机涌入，封建思想沉渣泛起。在这种开放的政策环境下，个人的自主意识不断得到加强，婚姻不再被视为是革命的结合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个人意思自主的产物。个人更多地开始关注婚姻生活的质量，开始注重个人在性和生理的追求与满足，而社会风俗、习惯也随着社会发展的趋势出现了宽松化的迹象。在旧有的婚姻无法满足个人生活的需求时，个人便会试图冲破这种婚姻的束缚，而去追求婚姻外的生活。离婚虽然是一种解脱的选择，然而婚姻毕竟不完全是个人自主的产物，而是一种受约束的制度，当体制内无法解决这种冲突时，人们便会寻求体制外的解决方法，部分人在生活富裕之后“饱暖思淫欲”，抛糟糠，包“二奶”，养小蜜，找情人。这里除了对死亡婚姻的反抗外，也不可忽视的是个人经济能力的增强所带来的一种欲望的膨胀。这极大地危害了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因此限制和制裁这种破坏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维护健康、文明和先进的婚姻家庭关系就显得极为迫切，极为需要。于是，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离婚赔偿制度呼之欲出。而个人支付能力的增强，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备也为这种制度的出现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早在1791年法国宪法中就曾规定：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这一规定，使婚姻契约理论逐步深入到立法意识中来，并日益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同，基于婚姻契约理论，当配偶一方有违婚姻义务致使婚姻离异时，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法国民法典》第266条规定“如离婚的过错全在夫或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日本民法典》第15条规定“因离婚而导致无责配偶一方的生活有重大损害时，法官可允许其向他方要求一定的抚慰金”；《瑞士民法典》第15条规定“因离婚而致无过失之配偶，其财产权或期待权受损害者，有过失之配偶应予以相当之赔偿”；台湾民法典亲属编第1056条规定“夫妻之一方，因判决之离婚而受损害者，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之所以早在19世纪即登上了人类的立法舞台，是因该制度体现了惩罚、保护、补偿功能，当人类进入21世纪时，这一制度依然要担负起维护公序良俗的重任。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立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 保护婚姻家庭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方针，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