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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东西方文化与管理差异 作者：梁炜彬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一个鸡蛋经过孵化后，里面的小鸡迫不及待的啄开蛋壳，把头伸出来，急切想看到这个五彩的世界，这时正好有一只蜗牛经过，周围也没有别的什么动物，小鸡从此背着后面蛋壳度过了它的一生。 视野的宽度决定了思维的宽度，掌舵者思维的宽度决定了他带领的团队格局的宽度。 中国民族企业自明朝开始萌芽，晚清洋务运动期间正式形成，至今已有100余年，企业管理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企业家不断探索的课题。从洋务运动开始我们就在推崇和学习西方的企业管理模式，到了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日趋一体化和中西方文化交流宽度和深度的加强，跨文化管理亦日益成为中国理论界和企业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如何对待与借鉴西方管理模式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 探究导致东西方企业管理差异的文化原因，有利于深入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管理特征，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管理中的不足，避免忙不的借鉴和盲目的排外，有利于我们迎接世界性的跨文化管理的挑战。 大致说来，东西方企业管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东方宣扬集体主义，突出整体，西方崇尚个性张扬，强调个人；东方讲究人际关系，西方推崇科学思想；东方重伦理，西方尚法制；东方管理意在引导，西方管理旨在防范；东方企业鼓励以厂为家，西方企业则主张工厂只是工作的场所；等等。东西方企业管理中的种种差异源于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各自的历史传统。 企业管理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源于文化基础的不同，而“东西方文化基础的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季羡林语）。总的来说，东方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是综合，而西方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是分析，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东方是合二为一，西方是一分为二。 在对世界的认识上，东方思维方式从综合出发，认为万物归一。正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元气，它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充塞宇宙，推优惟愧，视之不可见，搏之不可得。然而它的作用却是实在的，与天地万物相融合。同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元气论不同，西方古代哲学讲的则是原子论，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一种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物质微粒，其根本属性就是“实在性”。如果说西方思维容易导致的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那么东方思维则是“见林不见木”。也就是说，东方文化倾向于从整体看问题，而西方文化则倾向于关注个体和局部。就拿“国家”这个名词来说，中国原来就这么一个词，其含义笼统而丰富。而西方则分得比较具体，有几种说法：一是state，对应的是国家机关；一是country，对应的是疆域；一是nation，对应的是民族。再拿医学来说，中医治病是望、闻、问、切，全面考虑，一付汤药，多方照顾。而西医则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东西方综合与分析的思维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表现在企业管理上，中国的总经理或董事长容易大包大揽，事无巨细，工作的职责与分工上总有盲点。而西方則分工很细，很明确。 在思维方式上，东西方都讲辩证法，东方的老子和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大家，但东西方的辩证思维又是有所不同的。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认为和谐、对立双方的统一是最重要的；而西方则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老子特别强调和谐，孔子亦讲“叩其两端”，讲和谐与统一的“中庸之道”。而赫拉克利特则特别强调斗争，强调双方的对立。这说明虽然东西方古代都有辩证思维，但其思维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东方重合，西方重分。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体现在对天人关系或者说主客关系　的认识上。东方文化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而西方则是“天人相分”。在东方漫长的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天人合一”的观念源于原始氏族时代，成熟于先秦。它强调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顺从、一致、和睦、协调的关系。此后，汉代的董仲舒讲“天人感应”，讲“人副天数”。建立起了“阴阳五行”的宇宙论图式，并以此来规范人们的政治、经济活动。如果说汉代的“天人合一”观念主要建立了制约人们外在行为的规范的话，那么，宋代的“天人合一”则已经浸透到了人们的内心世界，用来规范人们的伦理道德、情感、心性。被朱高尊为“宋德之首”的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把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理论和人类、社会的产生及道德伦理规范统统融合在一起，认为从天地万物的“立太极”到善恶五性的“立人极”，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后来的未赢对周的学说极尽发挥之能事，从而使自然、社会、人生一体化的整体观念成为东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从这种思维模式出发，无论在认识客观世界上还是在社会组织管理及人际关系上，东方文化体现出来的都是天人合一、整体和谐与中庸平和的特征。 与东方不同，西方文化倾向于天人相分、主客相分。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