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的甘肃集体贪污案.doc

PAGE PAGE 4 乾隆时期的甘肃集体贪污案:贪腐食物链非常完整 以天下之大，情况之复杂，官员之多，手段之高明，再英明、再能干的君主也无法烛照一切，必然会存在灯下的阴影———甘肃贪污案的主审官，乾隆最宠信的和珅，恰恰就是古今中外最大的贪污犯，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暴动，甚至一度威胁兰州，皇帝急派宠臣户部尚书和珅为钦差大臣率军镇压，但和珅并没有军事才能，一战而败，却将责任推诿给下属，认为他们不听指挥。当督师大学士阿桂赶到前线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乾隆皇帝也已经洞察和珅的用意，将其召回身边。和珅为了挽回颜面，又借口说甘肃连绵大雨，影响了作战，乾隆一听立即生疑。清代规定督抚要向皇帝定期汇报雨水粮价，而此前甘肃一直报告连年大旱。在甘肃作战的阿桂同样奏报“珅雨势连绵滂霈，且至数日之久”，乾隆由此认定：“是以前所云常灾之言，全系谎捏”。官员谎报旱情必然是为了贪污朝廷下发的赈灾粮食，乾隆下令和珅、阿桂查办此案。 此时正好甘肃布政使(主管全省民政、财政)王廷赞赴避暑山庄觐见，他立即被逮捕审讯，王在百般抵赖后终于揭发了甘肃官员集体冒领贪污赈灾款项的事实。7年前，驻兰州的陕甘总督勒尔谨因甘肃地瘠民贫，在全省实行“捐粮为监”筹措赈灾物资，即公开出卖国子监监生的名额。原来国家规定只准捐谷每40石换取一个监生名额，但勒尔谨与甘肃布政使王望勾结，擅自改变规则，规定以55两白银换一个监生名额。王望与兰州知府蒋全迪为各县谎报灾情，定出收捐数额，再由布政司预定份数发单给各县照单开赈。当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后，他发现“监粮折银”不符合“捐监”的规定，一度想停止，但却禁不住诱惑被拉下水，非但不向皇帝据实陈奏，反而改革了全省组织贪污的程序，使其更加高效。几年内，甘肃全省捐银收入超过一千万两，被各级官员全部侵吞；不仅如此，甘肃竟然宣称要盖仓库储存子虚乌有的捐粮和雇佣运粮夫役，又骗得户部20万两白银侵吞。甘肃不仅没有捐粮，这帮贪官甚至侵吞了正项仓库中的100万石粮米，包括“籽种、口粮”，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甘肃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卷入了这场贪污大案，在得知案情后，乾隆皇帝震怒：“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王望、蒋全迪处斩刑，王廷赞处绞首，勒尔谨赐死；贪污白银2万两以上的案犯斩首56人，免死发遣46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甘肃官场几乎一空。事情并未到此结束。首犯王望被抄家后发现其家产折合白银300万两，其中有不少珍宝和名贵字画，乾隆皇帝对此心知肚明，但当他检视这些抄没之物时却发现“多系不堪入目之物”，他推断必定有人调换吞没。乾隆四十七年夏，乾隆在避暑山庄询问浙江布政使李封和按察使(主管全省司法)陈淮，但他们均矢口否认。乾隆命令将抄家底册与物品一一核对，果然不相符，确实有人从中调换侵吞。在铁证面前，李、陈二人只好认罪，供出了主犯闽浙总督陈辉祖。陈辉祖被逮捕严刑审讯，交待了调换抄家物品的经过，被判斩监候，后被赐自尽。这算是甘肃集体贪污案连带出来的案件，结果导致了又一位总督被杀。陈辉祖的贪婪和胆大妄为令人惊讶，在甘肃贪污案被如此严厉处置后，他竟然还敢侵吞首犯的财产，想必是他心存侥幸和贪腐已经习以为常，没曾想正好撞上了乾隆的枪口。 甘肃贪污案的突出特点是无官不贪，而且是有组织、成系统、走程序的贪腐，形成了一个贪腐金字塔式的生态系统。长达7年时间内向朝廷谎报全省连年大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为，如果不是全体官员集体配合是很容易被揭穿的，因此必须要将每一个官员都拖下水变成共犯。换句话讲，如果一个官员想保全官位或者得到升迁，他就必须参与到这个贪腐集体中，否则作为异己就无法在甘肃官场容身，因为他的上级和同僚会担心他有可能揭发。布政使王廷赞在刚进入甘肃官场时还想改变“监粮折银”的违法行为，但他随即选择了同流合污，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贪欲，一方面也是形势使然，泥淖中无法独善其身。 官员集体或大规模贪腐的更深层原因在于，官员的选拔都由上级决定，即采取所谓的“伯乐制”。由于官场呈金字塔，每上升一级都很困难，因此下级获得升迁或保位就必须博得上级的欢心。在人治社会，官员提拔缺乏客观标准，下级向上级行贿也就成了必然的最佳之选，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同样金字塔式的贪腐生态系统、一条食物链：官员不贪腐就无法行贿，不行贿就无法保位或升迁，每一级官员都是其下级的受贿者，是其上级的行贿者，而真正清廉的官员就必然凤毛麟角。在人治社会，贪腐是无法清除的，因为贪腐就是官场的润滑剂和原动力，甚至就是官场本身存在的目的，甘肃集体贪污案只是这一原则完美的体现。中国传帝制时代的官员们大多科举出身，自小熟读四书五经，普遍敬畏“天、地、君、亲、师”，强调“礼、义、廉、耻”，但这些道德信念仍然无法与人性的贪欲以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