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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国新型城镇化如何成为经济增长源泉 —— 一个供给侧视角 一、引言 自2012年始，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增长减速，综合考虑减速的节奏、深度以及持续时间，这次减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虽然在2009年前后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实施了大规模刺激政策，对增长速度产生了一定的非趋势性的或扰动性的影响，中国GDP增长率仍然从2007年（14.2%）或“十一五”（平均11.3%）的峰值，大幅下降到“十二五”的7.8%，到2015年又下降到6.9%。更重要的特点是，这个减速趋势迄今为止尚未呈现人们在周期时期急切期望看到的（止跌回升的）谷底。 因此，正像世界经济减速一样，中国经济减速已经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经济学课题。鉴于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GDP约7800美元），中国能否正确应对这个减速挑战，也关乎其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大命题。实施正确的政策成功应对挑战，必须以准确判断经济形势和发展阶段为前提。诸多研究者出于惯常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把这次中国经济减速解释为并等同于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因需求侧冲击而不时出现的周期现象，并且开出了通过扩大投资进行刺激的药方。 例如，林毅夫（2011）的分析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通过把中国出口跌落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低迷，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下降的事实关联在一起，尝试论证中国经济减速是由于（外部）需求侧因素所致。第二，通过把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以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百分比衡量）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同等阶段，即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台湾地区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相比较，用后发优势分析框架论证中国尚有很大的高速增长潜力。例如，数据表明，这些经济体在到达这一节点之后的20年中，分别实现了9.2%、8.6%、8.3%和7.6%的经济增长率。由此似乎中国仍有8%的年均增长率潜力。 但是，这种比较经济发展阶段的方法，忽略了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中国的“未富先老”特征。考虑或者忽略这个因素往往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即如果按照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变化趋势做判断得出的结论就与按照人均GDP标准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 我们以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随后就进入负增长）的时间作为比较的基准（*1.比较所用数据来自于UN-Dept（2011）。），2010年中国的发展阶段，实际上相当于日本的1990—1995年、韩国的2010—2015年，以及新加坡的2015—2020年。如果把人口抚养比（14岁及以下和60岁及以上人口与15—59岁人口的比例）作为人口红利的一个代理指标，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抚养比显著上升的时间点，也远远迟于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定义的时间点。例如，日本的人口抚养比虽然于1970年左右降到最低点，但是，真正开始显著上升则迟至20世纪90年代才发生。而韩国和新加坡的抚养比上升，在时间上则大体与中国相同。 也就是说，相应于人均GDP水平来说，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格外快，人口红利丧失的转折点更是提早到来。考虑到过去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对人口红利的高度依赖性，以及人口红利既早且快地消失这些因素，蔡昉和陆旸（2013）根据人口转变趋势对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估计了1979—2020年中国GDP的潜在增长率。从各时期的平均数来看，1979—1994年间为9.66%，1995—2010年间为10.34%，2011—2015年间下降到7.55%，预计在2016—2020年间进一步下降到6.20%。由此来看，中国经济减速是人口红利消失从而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表现，而不是需求侧因素造成的宏观经济周期。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理解中国经济减速。例如，巴罗（Barro,2016）认为任何国家不可能长期偏离2%这个趋同“铁律”，因此，他预计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快将下降到3%—4%，断言中国不可能在“十三五”时期实现官方确定的6%—7%的增长率目标。普利切特和萨默斯（Pritchett and Summers，2014）也预测中国经济将迅速“回归均值”，即在2013—2023年间降到5.01%，2023—2033年间则下降到3.28%。（*2.中文版见“亚洲超高经济增速将回落至全球平均水平”，《比较》第76辑，第1—40页。）虽然在这类使用众多国家长期历史数据的研究中，在揭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减速规律的同时，也不乏探索减速的国别因素的尝试（如Eichengreen et al，2013），但是，总体而言，此类研究忽略了为什么减速以及如何保持长期适度增长的中国特色因素，因而必然得出比实际情景“悲观”得多的预言，无意中助长了唱衰中国的论调和做空中国的打算。 因此，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不应该按照周期性框架去寻求见底反弹（V字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