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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罪刑法定原则 摘要： 罪刑法定的确定为法制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出现在我国刑法的第3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法典化是中国刑法学上的一大进步，表明我国刑法对于保护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的价值取向，是践行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刑事司法中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保证 一、概述 罪刑法定是现代法治的一条铁则，为法治精神之实质体现。199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我国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二、罪刑法定的法律渊源与理论基础 （一）、罪刑法定的法律渊源 罪刑法定的法律渊源一般认为最先来源是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39条的规定，即“对于任何自由人，不依同一身份的适当的裁判或国家的法律，不得逮捕、监禁、剥夺领地、剥夺法的保护或放逐出境，不得采取任何方法使之破产，不得施加暴力，不得使其入狱。”这一规定奠定了“适当的法律程序”的思想基础，是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思想萌芽,这被修特兰达认为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渊源。①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88年的《人身保护法》也从不同角度巩固了罪刑法定主义。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针对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黑暗现实，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使罪刑法定思想更加系统化。正如贝卡里亚所指出的：“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能拥有这一权威。任何司法官员（它是社会的一部分）都不能自命公正的对社会的另一成员科处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因此，任何一个司法官员都不得以热忱或公共福利为借口，以增加对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罚。”②贝卡利亚对封建社会的刑罚擅断进行了猛烈地拼击，表达了对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法治社会的无限向往。当然，罪刑法定真正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还是近代刑法学鼻祖费尔巴哈有力倡导的结果。费尔巴哈在《对实证主义刑法的原则和基本原理的修正》一书中指出：“每一个判刑的行为都应依据法律处刑。”而费尔巴哈“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对公民的处罚”一语更是使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昭然若揭。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第四条“没有犯罪行为时以明文规定刑罚的法律，对任何人不得处以违警罪、轻罪和重罪。“这是最早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的条文，1810年《法国刑法典》一经颁行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仿效的范本，是罪刑法定原则从学说到法律的历史沿革，遂使罪刑法定主义成为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通行的刑法基本原则之一。 （二）、罪刑法定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础传统上认为是自然法理论、 三权分立学说及心理强制说，但现在通说认为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思想，或者说是民主与自由。三权分立思想要求由立法机关制定刑法、由司法机关适用刑法；心理强制说要求事先明文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从而促使人们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以免实施犯罪的行为。③ 民主主义 民主主义的现实体现就是三权分立、权利制衡。它要求国家的重大事务应由全体国民自己决定，各种法律应由人民自己制定。各种法律中的刑法最为关切国民的利益，故应当由国民决定什么是犯罪，对犯罪处要求刑法法律主义，即刑罚必须由法律事先规定，不可滥刑。“在特别重大的问题上，公民继续保留其否决权：这属于人权与基本权利，可以被理解为民主的创造性存在（而非像在传统自由主义中被作为对民主的提防）。”④但社会实践表明，不可能每个人都能直接立法，妥当的做法是由国民选举代表组成立法机关，由其代表国民意志制定法律。但是立法权的过分强大会导致权利的失衡，这就有了我国《刑法》第三条前段的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量刑”，第3条的前段是为了防止司法人员的随意出罪。 尊重人权 尊重人权意味刑法要保障人权，不致阻碍国民的自由行动，就必须使国民能够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必须事先明确规定犯罪与刑罚。罪刑法定主义是现代社会保障人权的要求和体现,，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内容。刑法的机能，站在国家的角度要打击犯罪，保护公众；站在公众的角度要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罪刑法定主义，一方面，法律规定为犯罪的，必须要依照法律定罪处罚，体现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对于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这体现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人权的保障。所以说，罪刑法定主义是刑法机能的有机结合，它最终的落脚点是要保障人权。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 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