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方志的近代化转型研究(新).docxVIP

新方志编纂的理论与实践 成都市地方地方志办公室 杨文华 新方志的“新”，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新方志，包括清末民国时期，“西学东渐”、近代化背景下的方志理论研究与方志编纂实践。狭义的新，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展的两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实践和方志理论研究。 一、 传统方志的近代化转型 （一）清末民国时期的方志编纂 1、概况 据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和中央图书馆编印的《台湾公藏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统计，“凡属于民国时期纂修之地方志共1255种”。 民国间纂修方志超过100种的省区有3个，依次是：四川、河北、江苏；超过50种的省区有13个，依次是：浙江、山东、河南、云南、广西、陕西、广东、吉林、福建、辽宁、黑龙江、贵州、甘肃。编纂志书最少的省区是台湾和宁夏。统计还表明，民国间的修志事业还是较兴盛的，38年间，平均每年纂修成书约41种。其中： 省志45种。其中，沿袭历代省修通志之例编纂的通志稿有29种，以省为范围编纂的新志（如《四川新地志》）十余种。篇幅最巨的通志是成书于1938年的《福建通志》， 51总卷，611分卷。《奉天通志》、《续修陕西通志稿》、《江苏省通志稿》、编纂较具新意的是《新纂云南通志》200卷。采用史书体，分为记、图、表、考、传五部分，其考又分25门，有天文、气象、地理、交通、物产、方言、艺文、金石、宗教、祠祀、庶政、军制、学制、农业、工业、商业、矿业、盐务、币制、荒政、边裔、外交、族姓、土司，几乎都是应时代变迁，改创了所有类目。但在人物传中，保留了乡贤、孝友、名宦、烈女、节妇、隐逸等已不合时宜的类目，新旧相杂。相对于大部头的通志，某些省份的新志如《四川新地志》、《湖南新地志》等，立意较新，例不拟古，且大都篇幅不长，资料文献的科学价值更高。 市志。清末1种，即不以志名而实志书《成都通览》，在近代方志编纂史上，这是一部价值被严重低估了的志书。民国年间12种，最著名的是由柳诒徵修、王焕镳纂的《首都志》，即南京市志该志16卷。民国17年(1928)，上海设为特别市，4年后，成立了上海通志馆。近代著名学者柳亚子任馆长，着手编纂《上海市通志》，拟分25编。抗战前，完成了11编，即历史编、地文编、政治编、外交编、教育编、财政编、金融编、社会事业编、学艺编、公共租界编、法租界编。其类目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由吴廷燮主编的《北京市志稿》，修于1940年，存194卷，分为建置、民政、度支、文教、礼俗、宗教、货殖、金石、艺文、人物、选举、职官诸目，在市志中篇幅规模最大。 县志1074种，约占民国方志的68%.以四川省为多，有115种，其次是山东、河南、河北、广西、云南等省。县志形式多样，体例规制不拘一格。前代方志常见的门目体、纲目体、类书体、正史体、编年体皆有沿袭者，但并非照搬，而是因时制宜，有所创新。如《静海县志》分为首部、土地部、人民部、政事部，设类虽拟古而成，但细目结构却反映了新的内容，其土地部设方舆、建置、物产三志，人民部设官师、选举、人物、风俗、艺文五志，政事部设立法、司法、行政三志。政事部的门类表明了纂者法治天下的思想。这种变通旧体、改易名称的方式，得到不少志家赞许和效法。不少县志依章学诚的三书体例加以完善，如影响较大的是余绍宋纂修的《龙游县志》，薛达修、戴鸿熙纂的《汤溪县志》即是。 2、近代转型期的方志特点与成就 三个“注重”，深化了志书内容，更能体现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 三注重即注重人地关系记述，注重实地调查资料，注重新生事物入志。随着新地学、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并运用于修志。对地资料取材重点和方法也发生诸多变化，如取材，不仅局限于考订文献，贴近现实的资料、文献之外的实地调查资料受到前所未有的普遍重视。同时在晚清的县志中也出现了反映现代社会的新纲新类目和新条目。这方面，成都通览可作为范本，且这一范本出现最早，也为后来志书难以超越。 体例结构因时因事多有创新 从形式看，民国方志比之以前方志，在篇目上的变化是显著的。有沿用旧志之纲而增易小目者，如成书于民国19年(1930)的《遂安县志》袭用乾隆旧志大纲，然子目增改多达24处之多。有增删条目者，如由袁绍昂纂修的《济宁县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未被称为名志的民国方志，更能不受旧志名目束缚，大胆革新体例。如福建《乐昌县志》全不依旧规，自创15纲，分为地理、财政、建置、教育、实业、兵防、党部、议会、职官、人物、寓贤，大事记、古迹、艺文、金石等门。《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评曰：“因时制宜。教育期于普及，非建置所能容；实业力图振兴，非物产所能尽：党部、议会，往昔所无，旧例焉能墨守哉！” 但在变革旧志体例中，民国方志大都遇到如何兼顾晚清、民国两代述事的问题，有的志家采用分编记事，成书于1936年，由邱自芸修、邬荣治、郭选英纂的《南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