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迷的诊治与植物人脑死亡.pptVIP

舒国滢教授认为，现在主张“脑死亡”的主张基础不外乎以下几种，但主要是为了“减负”。一是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减少患者家属与社会的治疗压力。二是降低患者本人的痛苦，让患者“死”得有尊严。三是更多地为社会谋利，在“脑死亡”后患者的身体器官可作为他有治疗的替代器官。　　但是，这些理由非常勉强。同时存在风险，如果患者家属与医生有某种协议，就可以很容易地谋杀患者。 “人类是多细胞的生物，人体中一些细胞系统能在其他细胞系统失灵时继续正常运作。大脑死了心脏仍能继续跳动，心脏中的组织即使被移到体外也能寻找到跳动的节奏。人类是由若干个体细胞组成的，那么我们要用哪些细胞为死亡瞬间下定义呢”？ 整体生命与系统生命；能否替代。 可以预测，改变国人判定死亡的标准，注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它不仅涉及医学、生物学，更与社会习俗、社会伦理有着剪不断的联系，因而必须具备坚实的医学基础、社会基础和法制环境。有人同时还不无担心，由于中国国情复杂，人们的文化程度和医生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脑死亡标准可能会被滥用。 如果要推动脑死亡的立法，医学界首先要做的，是清晰地将科学问题与伦理问题进行剥离，以切实可靠与有效的证据和方法告诉人们：脑死亡就是死亡。进而让人们像接受以往对死亡的经验判断一样地接受脑死亡对生命的宣判。 “即使有了脑死亡诊断的标准，接下来在付诸实施时，困难也是较多的。从基层医院来说，有些连设备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