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转型.pptVIP

2.“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与进入障碍 在权力中心主导制度变迁的条件下, 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能否转变为现实的制度安排, 依赖其能否从权力中心获得制度创新的特许权, 或者能否凭借其讨价还价能力突破进入壁垒, 因而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面临着障碍。 第一, 担当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应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 他们能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及时捕捉到由制度非均衡产生的获利机会。 第二，我国的制度创新方案是根据权力中心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评估和选择的, 即使微观主体感知到获利机会, 如果没有权力中心的许可或授权, 就既不能自主“进入”可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 也难以“退出”由权力中心作出的制度安排。 第三, 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可能会受到现有宪法秩序的限制。 由于在现有宪法秩序下微观主体难以承受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 既得利益格局对新的立法阻力过大, 或者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与现存法规相冲突, 第四, 自下而上的自愿性制度安排暗含了决策必须一致同意的假定, 但由于存在外部性、不确定性等因素, 它不一定能导致集体行动。 3. 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与“诺思悖论”的解开 解开“诺思悖论”突破口可能介于个体的自愿牟利行为和完全由权力中心控制之间的集体行动, 即, 在微观主体之间的自愿契约与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行为之间, 存在一种既能满足个体在制度非均衡条件下寻求最大化利益的要求, 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