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兵制初探.docVIP

PAGE PAGE 3 第八章 募兵等各项制度 第一节　招刺 一、招募、配隶和抓伕 自中唐、五代以降，募兵制取代征兵制，实为中国中古时代军制的一大变革。宋朝不论禁兵、厢兵，宋神宗以後的土兵、弓手，还是南宋屯驻大兵，大都采用招募的办法。北宋初，“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取之虽非一途，而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 《宋史》卷193《兵志》。除了配隶的罪犯以外，其他都是募兵。在事实上，宋军兵源大致来自招募、配隶和抓伕 《宋史》卷193《兵志》。 宋朝灾年招募流民、饥民当兵，是一项传统的国策。宋太祖认为，“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北宋欧阳修说，灾年募兵，“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 《欧阳文忠公全集》卷59《原弊》。南宋吴儆写《论募兵》说，“饥岁莫急于防民之盗，而防盗莫先于募民为兵”，“桀黠强悍之人既已衣食于县官，而驯制之，则饥民虽欲为盗，谁与倡之?是上可以足兵之用，下可以去民之盗，一举而两得之”。 《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 《欧阳文忠公全集》卷59《原弊》。 《竹洲文集》卷2。 无论在北宋和南宋，都有一些灾年招兵的记录。北宋真宗时，潭州发生饥荒，官府便“募兵置籍，强梁亡赖者悉拘于军”， 《小畜集》卷17《潭州岳麓山书院记》。“得万人”。 《长编》卷47咸平三年四月己未。温州发生饥荒，官员方偕报告两浙路提点刑狱吕夷简：“不早募之，将聚而为盗矣。”于是“籍为军者七千人”。 《宋史》卷304《方偕传》。南宋孝宗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江西、湖南旱歉”，宋廷下令“各且募千人”。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5乾道七年九月壬申朔。宋理宗时的武胜军，即是“招收沿淮失业壮丁”五千人而编组成的。 《宋史》卷43《理宗纪》，《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3淳祐四年七月壬子。杜範上奏：“江北之人流徒（徙）失业，而遂嫁祸于江南也。臣愚妄谓合行下督、制府，亟为区画，择其强壮可用者，招刺为兵。” 《杜清献公集》卷8《便民五事奏札》。饥年招兵，在某些时候也可暂时取得 《小畜集》卷17《潭州岳麓山书院记》。 《长编》卷47咸平三年四月己未。 《宋史》卷304《方偕传》。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5乾道七年九月壬申朔。 《宋史》卷43《理宗纪》，《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3淳祐四年七月壬子。 《杜清献公集》卷8《便民五事奏札》。 《宋史》卷294《王洙传》。 所谓“以有罪配隶给役”，其实也与灾年募兵有某种类似，同样具有加强对内镇压的意义。宋仁宗时，沈遘任杭州知州，“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问法轻重，辄刺为兵”。 《宋史》卷331《沈遘传》。宋神宗时，齐州“多盗，论报无虚日”，李常“得黠盗，刺为兵，使在麾下，尽知囊括处，悉发屋破柱，拔其根株，半岁间，诛七百人”。 《宋史》卷344《李常传》。宋孝宗时，正逢方腊变乱六十周年，严州“城中恶少群扰市”，知州萧燧“密籍姓名，涅补军额”，以防患于未然。 《宋史》卷385《萧燧传》。 宋理宗时，杜庶任两淮制置使、扬州知州，“射阳湖饥民啸聚，庶曰：‘吾赤子也。’遣将招刺，得丁壮万馀，戮止首恶数人 《宋史》卷331《沈遘传》。 《宋史》卷344《李常传》。 《宋史》卷385《萧燧传》。 《宋史》卷412《杜庶传》。 关于罪犯充当厢兵，在第三章已有介绍，此处无需赘述。应当指出，北宋禁兵中也有配军，宋仁宗景祐时规定，“窃盗不用威力得财，为钱”“至十千，刺为兵”，而“京城持仗窃盗得财，为钱四千，亦刺为兵”。 《长编》卷117景祐二年八月壬子朔。配军称为“杂役卒”，“犯罪法应配流者，其罪轻得免配行，尽以隶禁军营为杂役”。杂役卒的地位十分卑贱，“其人与所隶将校相犯，论如奴主相犯律；与营卒相犯，加减凡人二等”。宋神宗时规定：“降配禁军营杂役卒，在京可轮月刺配，先殿前，次马军，次步军司，周而复始”。 《长编》卷334元丰六年三月辛丑，卷335元丰六年五月丁亥。南宋时也规定：“应犯强盗，合配远方之人，并配隶屯驻大军交管。”当时“诸路每岁所配罪人，无虑数千人，其间往往多是强盗”，“盖民之敢为盗者，皆桀黠无赖有勇力之人，配隶诸军，正得其所”。 《竹洲文集》卷2《论配隶当屯驻大军》。可见罪犯也是南宋正规军的兵源之一。宋高宗晚期，池州御前诸军就“有诸州配到罪人不少”，都统制李显忠“拣选堪披带之人充军，将怯弱人发遣附近州军牢城收管 《长编》卷117景祐二年八月壬子朔。 《长编》卷334元丰六年三月辛丑，卷335元丰六年五月丁亥。 《竹洲文集》卷2《论配隶当屯驻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