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平和”的音乐审美.docVIP

PAGE PAGE 1 嵇康“平和”的音乐审美 　　摘要：魏晋时代崇尚自然无为的老庄哲学，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一反先秦以来认为音乐能够“移风易俗”的观点，提出音乐同其他事物一样，有其存在的客观规律，与人的感情哀乐无关。音声的组合排列是音乐形成的客观因素，同时嵇康认为，音乐艺术的本体遵循“平和”的原则。 　　关键词：嵇康；声无哀乐；平和自然 　　中图分类号：B235.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178-02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魏晋时代、乃至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著名论著，在中国音乐美学史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全文分为八部分，分别是“秦客”与“东野主人”的八次对话，专门论述了嵇康的音乐观点和音乐美学思想，层层深入，论证严密。秦客与东野主人辩难，东野主人通过对“音声”和“心”的阐述，提出事物均有其存在的客观规律，音乐亦是如此；揭示“声无哀乐”的命题，并进而提出音声与“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之间的联系与内涵。 　　汉末六朝时代的文人往往在通经典之外，还往往擅长哲学、医药、音律、甚至于农桑稼轩，涉猎广泛注重“博览”。嵇康除了在文学、玄理上的成就之外，在音乐方面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对音乐的理论精心钻研意见高妙。他所作的这篇《声无哀乐论》代表了魏晋时代在音乐理论和音乐美学思想的极高成就。《声无哀乐论》中通过东野主人之口，系统性地阐述了嵇康的音乐思想和音乐理想。“然人情不同，自师所解，则发其所怀。”认为音声与情感为客观的两种事物，因时、因地、因人之异而使审美主体的情感各有不同。嵇康明确表示将“心”与“声”分开的美学思想观念，甚至是在现当代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对于“心”与“音声”之间的认识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的加深。孔子在《论语》中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他认为，诗乐能够传扬仁义道德，可以感发人心中“仁”的情感。《左传召公二十一年》中就讲，“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也就是说，耳朵里听到了平和安宁的声音，那么内心就会相应的感觉到和谐安定，这样人心就会因和谐安定而感受到快乐。儒家认为，听乐（特指雅乐）能使人快乐，进而感化人的心性，使人德行安和。心在人听音乐是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是衡量音乐判断音乐最重要的标准。《乐记?乐论篇》中说“乐由中出，故静。”指出，音乐由心而发，有所感便有所发，发于心而形于声。音乐的本质则是“静”，人静方能感受到音乐的各种变化；用心体会，能从音乐中得到启发和感染。 　　嵇康《声无哀乐论》却是跳出“心”的桎梏，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其本身的规律，音乐亦然。他并不认同儒家关于音乐能“移风易俗”，能通过对音乐的欣赏而使人得“仁”。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首先对无声之乐与有声之乐做了区分。“乐”者，既是指音乐艺术，同时也泛指艺术作品的审美特性以及在审美活动中所达到的快乐和谐的境界。这种境界其实正是嵇康所谓的“乐”的最高艺术理想，只有这种无声之“乐”才能做到“移风易俗”。“乐”在此处表现为万物自然、真善美的理想境界，是生命回归本真、自由、和谐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嵇康否定了汉儒用人伦道德规范对“乐”进行束缚规定，用伦理思想阐释音乐移风易俗的功用。 　　魏晋崇尚老庄哲学，此时的文人往往追求一种“自然之道”，无论是人生修为还是道德玄理都是如此。嵇康在《明胆论》中提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认为天地间自然无为，元气生万物，甚至在《释私论》中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这种“自然无为之道”的思想，既有当时文人浓郁的人文关怀和社会理想，同时也从客观上指明事物自然而然的本来面貌，使其还原自然本性、顺应客观规律。嵇康认为“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追求真理如此，在对待音乐时亦是如此。魏晋时代是审美的自觉时代，由于政治动乱而导致国家正统音乐机构瓦解分散，使得音乐“下移”，音乐艺术实际上成为文人士大夫娱乐耳目之用。但在音乐理论上文人士大夫仍旧搬用前人旧典，认同音乐的政教观以及“盛衰吉凶，莫不存乎声音”的音乐亡国论。 　　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明确地指出“至八音会谐，人之所悦，亦总谓之乐，然移风易俗，不在此也。”魏晋时代的音乐脱离了政治上的宗教祭祀、仪式典礼等大型国家音乐活动后，音乐作品随即与这种伦理道德的歌词相分离，“礼”与“乐”也在逐渐的分离开。当音乐丝竹之声成为个人情感抒发的艺术行为时，音乐的本体才逐渐的显现出来：音乐实际上是一门独立艺术样式。这种艺术可以愉悦人的情致，却不能直接地表现社会之乱或道德政教。这种艺术本身有着自己的客观规律，如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及宫商集比，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