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白鹿原》的艺术缺失.docVIP

PAGE PAGE 1 论电影《白鹿原》的艺术缺失 　　[摘要]小说《白鹿原》是一部具有史诗气质的巨著，以白、鹿两家几代人的恩恩怨怨为故事主线，展现了关中平原上风起云涌的世事变幻和人性悲歌。电影《白鹿原》的拍摄与公映无疑对钟爱该小说的读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对拓展原著的主题内涵也提供了无限解读的可能性。但遗憾的是，与厚重生动的原著相比，影片《白鹿原》在艺术上呈现了诸多缺失，这种缺失不仅体现在作品史诗风格与神秘色彩的淡化，还表现在故事铺展的沉闷与断裂、人物形象的僵硬与符号化等方面。 　　[关键词]《白鹿原》；史诗风格；人物形象；悲剧情感 　　小说《白鹿原》自发表以来，就因其气势恢宏的史诗风格、变幻莫测的神秘色彩，还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生动形象的人物性格以及意蕴丰富的主题内涵与悲剧力量，强烈地冲击了当代文坛，备受读者和评论家的追捧与喜爱。近20年来，《白鹿原》获奖颇多，佳评无数，被改编成了秦腔、话剧，甚至评书、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了非凡的艺术魅力和活力，至今热度不减，关注度甚高。 　　正因如此，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努力也就从未间断过，吴天明、张艺谋、陈凯歌等大腕导演都曾青睐过此剧，几经波折这个光荣的使命落在了第六代导演王全安的肩上。电影《白鹿原》终于在2012年9月15日正式公映，其票房已经成功“破亿”，成为文艺片的新贵，获得了不菲的商业价值。导演王全安也因这部“史上最难拍的电影”转身迈入了亿元导演俱乐部。但这部让原著粉丝期待已久的电影在艺术上并未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观众对删减版的《白鹿原》褒贬不一、爱恨交织。 　　整体而言，电影《白鹿原》基本忠实于原著，将陕西关中的乡土气息和文化特色表现得非常地道，影片中的陕西话、陕西饭、牌楼、服饰以及秦腔等元素的综合运用，还有壮阔亮丽的麦浪画面等，使得这片土地的尘土飞扬顿时有了诠释后的落脚点，成为电影的美丽点缀。加上片中明星大腕的不俗表现，让这部完整版220分钟到公映时缩至156分钟的影片依然有不少的可圈可点之处。但影片因对原著精神的把握不准，在艺术表现上呈现了诸多缺憾，与观众的阅读期待相去甚远。 　　一、史诗风格与神秘色彩的淡化 　　小说《白鹿原》是一部史诗巨著，展现了关中平原近50年悲怆激壮的世态变迁，诸如辛亥反正、国共斗争、日寇侵略、饥荒年馑等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事件在小说中都有全景式的描绘。尤其是以白、鹿两家为主线的恩怨纷争把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串起，表现了封建宗法文化在时代变迁的大潮中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小说从真实层面抒写了民族的苦难史、斗争史、心灵史和文化史，探讨了传统的安土重农思想与强悍的宗法家族文化对人性的戕害与残杀，以深刻的反思精神与哲性思考，揭示了历史本相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正是这种独到的史诗风格与眼光，使得这部小说具有沉甸甸的厚重感，让人对历史、对社会和对人生的认识能剥离生活的表象，看到本质，从而回味无穷。 　　可惜小说中浓重的史诗意蕴在影片的艺术呈现里表现乏力，原著的精神指向和宏大格局被影片做偏、做小了，土地史诗被拍成了简单的男女关系。在小说中，白嘉轩和鹿子霖是两个核心人物，他们一个是传统儒家文化中仁义与道德的人格代表；另一个则是封建宗法文化中恶毒、贪婪、狡诈的化身。白鹿原上交织着的家族、政治、军事等斗争以及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都与这两个人身上积淀的文化因素有关系。但是在《白鹿原》的电影中，张丰毅饰演的白嘉轩在影片中一直很被动，鹿子霖的阴险狡诈刻画得明显不足，并没有很好地通过两个家族命运的变化来透视民族灵魂的历史，也没有将两种文化的冲突所激起的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精神与肉欲的冲突彻底呈现出来。导演王全安背离了他“倾向于展现和挖掘人在两难困境下的行为和状态，在戏剧矛盾的复杂性中触及人性的复杂和游离”[1]的电影风格。在电影中，白鹿原故事展开的时代背景仅仅框定在1912年至1938年之间，影片删除了小说中清末的一小截历史和抗日战争之后的一段历史，从而缩短了原著小说中近半个世纪的历史长度。虽然，影片中也穿插了“砸祠堂”“烧粮草”等历史事件，但这些事件在电影里犹如过眼烟云，一晃而过，缺乏历史的意识与关照。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的狭隘与保守，各式人物在时代浪潮裹挟下的尔虞尔诈、无奈与惶惑，被影片消解得无影无踪，冲淡了原著小说固有的史诗内涵。 　　另外，小说文本始终散发着一层神秘主义色彩，诸如白嘉轩六娶六丧、白鹿显灵、白狼与天狗的传说、小娥鬼魂附体、朱先生料事如神，等等，这些神秘现象实际上影射了一种民族文化心理和集体无意识，作为艺术手段的使用无疑增添了小说的内在玄机和耐人咀嚼的可读性。可惜，在电影《白鹿原》中这些神秘元素与色彩几乎全部消失了，导演偏重故事内容的现实性与纪实性，从而削弱了影片本身制造悬念的艺术魅力和对观众所产生的吸引力。 　　二、人物形象的符号化与僵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