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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良好的社会,先要有良好的教育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最近在一次讲座中指出，中国的问题，更多的是要问社会，而不是仅仅问大学。“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他说，中国现在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在全国各地的媒体和我们日常言谈中，教育是最容易受到批评的。这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家都在讲素质教育，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素质教育行不通。减负讲了多少年，甚至教育部也发了文，但是负担减得了吗？ 　　葛剑雄教授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近年，不少教育官员、大学校长都有类似的看法，如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原校长绕子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反观当今高等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归咎于社会的大气候和大环境，这其实是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的现象，令人痛心。”概括而言，就是大学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问题。 　　这些观念乍一听上去颇有道理――社会不诚信，学校能独善其身吗？中国是“官本位”社会，你能要求学校摆脱行政吗？国家为减负想了那么多办法，可减负根本减不下来，老百姓也不答应……而沿着这样的思维推论下去，教育改革也就没有什么戏唱了：大学自主招生改革、社会评价体系建设，必须等到社会诚信恢复之后；大学去行政化、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必须等到整个“官本位”社会观念转变；要减轻学生负担，得消除“名校情结”。事实上，这也正是不少教育系统内部人士的“教改看法”。 　　不得不说，这些看法对教育改革的推进，还是会有一些消极影响的，大家都会等待整体改革，而忽视了自身的改革责任。甚至大家也会逐渐对教育存在的问题，变得心安理得――社会都是如此。对于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教育改革和社会观念转变的关系，需要政府官员、教育人士有更清醒的认识。 　　教育会受到社会的影响，但教育的责任是推进社会改变 　　毋庸置疑，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学校肯定会受到社会制度、风气的影响，但是学校办学的重要使命就是防止社会对学校产生负面影响，并以学校的风气、人才培养去影响、推动社会的发展。大学之所以要保持独立性、自主性，以及大学之所以被称为社会的灯塔，正是缘于这种办学使命。 　　我国历史上的教育家，在推动教育改革时，并没有把教育的问题归于社会，而是从教育改革做起，去推动社会进步。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着手改革北京大学，他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不拘一格招聘大家。关于北大改革，蔡元培说：“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这已经清晰地说出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国外一流大学的办学，也是如此。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在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时讲话中谈到，“大学的职责是为养育自己的社会服务，问题是如何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贡献，以及所需的条件到底是什么。校外的集团时常错误地认为，既然大学成功地进行了教学和研究工作，那么他一定可以操纵政治机构，或者解决社会问题。他们时常迫使大学冒牺牲自己独立性的危险而参与政治斗争，或者要求他们做一些有损学术公开和自由的事情，而公开和自由正是一个健康研究环境必不可少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已不在于人们寻求大学的帮助以解决社会问题，而在于人们要求大学所作的与大学的性质相矛盾，从而对大学的基本功能构成了威胁”。简言之，就是大学要避免成为社会利益共同体。 　　但我国当今的大学，却是缺乏这方面的反思的，甚至大学甘于成为利益共同体。而在利益驱使之下，大学忘却了自己的责任，也不愿意打破现在的利益结构，于是把教育的问题推给社会，并在社会问题的掩盖之下，继续制造教育的问题，从问题中谋求各自的利益。 　　学校不能成为教育改革的阻力，而要成为推动教改的力量 　　我国的大学，从校长、教授的表态上，都是欢迎教育改革的，但真正推进教育改革，却以各种理由阻碍。比较集中的表现就是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以及取消科研提成，前者牵涉行政利益，后者牵涉教授的收入待遇。 　　对于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校长们是极力反对的。反对的理由是，在当前“官本位”社会环境中，取消级别只会贬低教育的价值，学校的地位将更低，获得国家的资源将更难。现在好歹高校校长有副部或正厅的级别，政府部门官员不敢懈怠，而一旦失去行政级别，学校将更难与政府部门打交道。 　　这给人的感觉是给教育争地位，但说到底，是争取领导的利益――级别意味着待遇。从教育的地位出发分析，有行政级别，恰恰是贬低教育的地位，这把学校纳入行政体系，变为一级政府部门，从而让学校失去独立性和自主性，而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学校的灵魂所在。可当学校没有级别，不听行政指挥、指令，这是教育有地位，还是没地位？ 　　至于取消行政级别之后，学校的资源问题，这并不难解决。其一，建立国家教育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剥离政府的拨款权，由拨款委员会负责预算，并监督政府拨款。在这种情况下，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