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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终点技术指导原则
一、前言
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居全球和中国恶性肿瘤之首 ADDIN KYMRREF{3C6117F8-5376-4970-AB82-575A94F6B4A3}6243[1]。2015年中国新发肿瘤患者392.9万例,死亡233.8万例,新发肺癌78.7万例,死亡63.1万例[2] ADDIN KYMRREF{3C6117F8-5376-4970-AB82-575A94F6B4A3}23629 。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占肺癌总体的85%,大部分初诊时已为晚期。近年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抗血管生成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已显著提高了患者生存。
晚期NSCLC为抗肿瘤新药研发的热点领域,创新药物众多,临床证据链日趋复杂,涌现出了复杂的终点指标和研究设计——包括替代终点、中间临床终点和其它创新终点;并出现共同终点平行检验、复合终点序贯检验等复杂设计。现有指导原则尚不能涵盖。因此,本文旨在阐述当前晚期NSCLC临床试验终点的一般性设计与审评考虑,期望为抗肿瘤药物研发人员在晚期肺癌的临床试验设计和终点选择上提供参考,科学、高效地确定药物疗效,提高临床研发效率,使患者更早获益。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支持晚期NSCLC适应症注册的临床试验设计及终点选择。本指导原则所涉及的抗肿瘤药物试验设计同样应遵循临床试验设计的一般原则,包括但不限于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harmonization,ICH)所发布的E8 E8 《General Considerations for Clinical Trials》;、E9 E9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Design of Clinical Trials》、E10 E10《Choice of Control Group in Clinical Trials》和E17 E17 《General Principles for Planning and Design of Muti-Regional Clinical Trials》等指导原则,以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NMPA)已发布的《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终点技术指导原则》和《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等相关内容。
E8 《General Considerations for Clinical Trials》;
E9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Design of Clinical Trials》
E10《Choice of Control Group in Clinical Trials》
E17 《General Principles for Planning and Design of Muti-Regional Clinical Trials》
本指导原则所涉及的观点代表当前NMPA对晚期NSCLC临床试验设计和终点选择的审评认识,不能涵盖在抗肿瘤新药研发中遇到的所有情况。鼓励研发从业人员探索科学创新的终点和试验设计,并及时与NMPA的审评部门沟通和交流。
二、背景
当前晚期NSCLC的治疗目标为延长生命和提高生活质量,关键注册研究的试验终点应能有效反映临床获益的指标或事件。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批准的抗肿瘤药物多以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为主要终点。OS的定义明确、客观稳健,是反映患者生存获益的金标准,但试验耗时长且需较大样本量。监管部门为加速药品上市、改善治疗可及性,对难治疾病背景下具有突出临床获益的药物实施加速审批,即允许使用可合理预测临床获益的替代终点,如: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和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为主要终点支持新药批准上市[3-5]。
近年晚期NSCLC的治疗模式已从基于组织病理学的细胞毒化疗,转变为基于驱动基因突变等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的分子靶向治疗,以及免疫、细胞毒和抗血管生成等药物联合治疗。监管部门通常基于直接的临床获益批准新药,如OS的延长和肿瘤相关症状的改善,也可接受可预测临床获益的替代终点批准新药,如较高的ORR和足够的缓解持续时间(duration of response,DOR),监管机构需要权衡替代终点和创新研究设计对临床获益评价的影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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