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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文化的情理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肖群忠 在每一种民族文化中，总有一种支撑社会秩序和人际互动的精神 基础如情感主义与理性精神、德治主义与法治精神等等。中国文化及 其核心—儒学，按西方标准的学术话语是属于情感主义的还是理性 主义的?似乎都不是，而是一种合感性与理性为一体的情理精神构成 了其学说体系的基础，也成为中国社会人际互动和社会秩序的内在精 神基础。那么.如何理解“情理’这个中心解释概念的含义?情理法 在中国和西方文化中有什么不同和差异?情理精神对中国人的人格塑 造、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际互动和日常生活，对中国社会的价值 观念和社会秩序都产生了哪些影响?如何看待情理精神在现代中国社 会的地位与作用?这些间题的探讨，不仅会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对 中国文化及儒学有一个新的学术认知，丽且对当代社会的价值选择、社会治理与人际互动都会提供现实切近的有益启示。 一、情理与情理精神 儒学或中国文化中的情理精神其特色首先在于它既不是西方式的 情感主义又不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而是一种合感性与理性为一体的情 理精神。理生于摘，理寓于情，理以节情，理以化情。它是以情感为 基础的，又是以理性为指导的，以实现通情达理、合情合理为目标的， 而且在这种情与理的交融中化解了理性与感性的对立冲突，而达到了 一种中庸的理想境界，即合乎理性的伦理情感。它是中国的理智(良 知)而非西方的理性。 情，作为一个实有的概念首先是指人的本能的情绪或情感，《礼 记伟L运)中讲:“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非 学而能。，如何看待和处理人的理性与情感的关系?如果简单的以西方 哲学的话语体系来分析中国哲学的话，那么，围绕这一间题大致有如 下三种观点和主张:宋明理学家的存理灭欲说似乎是属于一种理性主 义的，在他们看来，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要体现天理，就必须排斥 人欲。但实际上，严格说来这种理性主义仍然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主义， 它是与欲对立的一种道德理性.这种道德理性在其形成过程中，实际 上也包含了人情，但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普遍的原则，成为欲的对立 面和约束力量。明清之际的戴震的“理存于欲”的学说则被胡适和林 语堂等看做是一种近情主义的。“理者，存乎欲者也。”“理者，情之不 爽失者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卷 上)他不仅不赞成以理来消除情，甚至也不以为二者之间是冲突的， 而是主张以情来统治理的。而道家则主张一种更为彻底的无情说或清 除感情说。这便是中国文化中对待情与理的关系的三种基本看法。 其实，仅仅丛人的本质存在论的角度来看待情与理的关系是远远 不够的。在中国文化中，情与理的关系有其更为宽泛的人际关系与社 会文化意义上的意蕴和机制。那么，如何进一步理解情理的含义呢? 情感和理性均为人性，但中国文化似乎更为强调情感作为人性的 源发性与先在性。所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仁者，人也”。情理 首先是人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情，是人与人之间的情。“人情’，也 者，“是人”便必“有情”之谓也。它既是“人之情感”，也是“人之 常情”。“不通人悄”，便“不是人”;“不位人情”，也“不是人”。所谓 “不通”，就是不能与他人进行情感交流，不能通过情感的交流来建立 一定的人际关系，等于自绝于群体，自绝于社会;所谓“不懂”，就是 虽有上述愿望，却不能掌握应有的操作方法，欲通而反绝，同样为群‘ 体所不容。天理不外乎人情，因此人情也就是天理，这种人情与天理 合而为一就是’“情理”。 在中国很少有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这样的关于人的定义 荀子的“人有辨“大概类似于此。对人的本质的经典定义是“仁者， 人也”.而仁则是产生于家庭亲情中的一种爱人的社会感情。人作为父 母就自然会慈爱子女，作为子女也自然会反哺孝亲。能把这种血亲之 情提升为一种普遍的对他人与社会的仁爱之情，这才体现出了人的本 质。人的本质并不在个体的抽象存在中，而是在“仁”的二人关系中， 作为人，也必然要互相以人的态度相互对待和要求，这样才能通情达 理，合情合理。“仁’就是血缘情感与实践理拴融为一体的东西，仁之 理就积淀于爱之情中。人总是人，人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既非神 仙，亦非圣者，所以要以人性之常去看人、待人，也要以人性之常来 看待和要求自己，不能违背了人的情性。林语堂曾说过‘所谓讲情理， 就是充分考虑到人性。在英语中，如果你对人说‘做事要讲情理’，那 就是在呼吁人性”}a“人性化的思想其实就是近情的思想口”②可见， 这里所讲的人情首先是一种人本或人道精神的体现，、而这恰恰是中国 文化的基本精神。他还认为“通情达理基本上是直觉所使然，与英国 人所谓庸见(}f7I}11TI0I1 }:115} ,亦即“常识”)大致相同”。他还转述: “罗素曾经精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