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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边塞诗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吴庚舜 盛唐是我国诗歌史上边塞诗的黄金时代。优秀的边塞诗像一簇簇奇丽的鲜花开放在当时的诗国大地上。因此，任何论著在描述唐诗繁荣景象的时候，总要突出地提到它。如果说在其他时代写边塞诗的作家是寥若晨星的话，那么，在盛唐时代不写边塞诗的作家就是屈指可数了。 边塞诗的内容很丰富，并不是只写塞上烽火，但也应承认，其中写战争的题材比重很大，因而也很引人注目。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论及唐诗的题材时，首先提到的就是边塞“征戍”诗。他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30年来对边塞诗的研究提出问题也是从战争性质特别是边塞诗中有无爱国主义精神的问题开始的。最先提出质疑的是范文澜同志。他在《中国通史简编·百花盛开的唐文苑》中说：“其余如写边塞情景的诗人岑参和高适，也很有名。他们写边塞诗是在天宝年间，这时候唐玄宗好大喜功，轻启边衅，天宝时候对外战争，一般是侵略性战争，伟大军事家王忠嗣宁愿失官不愿服从朝廷乱命，可以想见战争是什么性质了。高、岑以肯定的态度歌颂这些战争，论者认为是爱国主义诗人，对外侵略怎么能说是爱国呢!二人都活到唐代宗时，高适还做过节度使。他们的诗，都没有真切地反映安史之乱后的社会情形，足见边塞诸作，只是迎合唐玄宗时发动战争，开边境立武功的风气。杜甫《兵车行》、《前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等作，对朝廷贪边功行暴政采取明显的反对态度，高、岑诗自有擅长不可贬损之处，但政治上不及杜甫有见解。”从文中可以看出范老只是对于天宝时代高、岑诗是否有爱国思想提出了疑问，他没有推论到整个边塞诗派，也没有论及开元时代。去年，吴学恒、王绶青两同志的《边塞诗派评价质疑》(《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以下简称《质疑》一文)，针对30年来的边塞诗研究，对唐玄宗时代的边塞诗派评价的某些问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讨论，讨论中，涉及如何看待盛唐边塞诗的社会背景(主要是战争性质)、繁荣原因、成就估计、爱国主义精神等等问题。本文就这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玄宗时代边塞战争的性质 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它和研究边塞诗的一系列问题都有关系，所以成了讨论中的中心议题。这次讨论，澄清了一些问题，加深了对某些历史、文学现象的认识，引起了人们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对于今后分析作家作品都有好处。但从讨论中也可以看出，还存在着一些很大的分歧。小到一次战役，大到对整个玄宗时期边塞战争的性质，都有尖锐对立的意见。 为什么会如此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说，历史本身就具有复杂性。玄宗时代民族之间的斗争和融合关系经常在变化，唐王朝与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民族压迫并不存在于某一方面，等等，如此错综复杂的现象，加以还有史料本身的问题，就使问题更复杂化了，因而在讨论中引起意见分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产生意见分歧的主观原因则是对这一问题的片面理解。有的论文虽然也说玄宗初期偶尔用兵，多属抵御性质。但总的却认为整个开元、天宝时期唐王朝的边塞之战都不是正义战争，并说：“八世纪上半叶主要由唐王朝统治者发动的民族战争，牵动了社会上各个阶层。”又说：“历史的事实表明，玄宗时期民族矛盾的主导方面，即挑起衅端的主要责任，应归咎于唐王朝统治者，当是无可疑的。”这一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使人以为玄宗时代没有民族间的和睦相处，有的只是“吞灭四夷”的战争。 这是值得商榷的。当然，这不是说玄宗后期没有穷兵黩武的历史罪过，也不是说30年来文学史研究中大家公认的唐征南诏和安禄山攻掠奚和契丹，不应该否定，而是说用这种观点分析当时边塞战争性质，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我认为不应该否定唐王朝的正义战争。为了避免犯凭印象发议论的错误，我又以翦伯赞同志等编的《中外历史年表》所载开元天宝时期唐与四邻的交往活动和边塞战争的大事记为线索，核以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记录的有关事实，得到一个结论是：从总的方面看，唐与四邻的正常交往次数很多，唐进攻吐蕃、突厥、奚、契丹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不义战争，少于唐本土被攻的次数。这说明在玄宗时代，特别是前期，民族和好的关系是主要的，战争只是插曲。史学家也承认这个事实，韩国磐同志在他的《隋唐五代史纲》里讲到“唐朝和边境各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时，在概述唐与吐蕃的战争之后说：“但战争比起和平来往说，终究是一时的事，而且均以和议而结束，所以绝非双方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和平亲善，‘和同为一家’，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唐朝和当时边境各族的关系，也都是如此。” 这是剖析玄宗时代边塞战争性质的前提。 关于开元时代，有正义战争，这是不容置疑的。范老论及高、岑时也没有怀疑过。所以论玄宗时边塞战争的性质问题，关键是在论证天宝年间有无正义战争。既然问题起初是由范老提出的，我们不妨看看范老在《中国通史简编》里的见解。我认为范老是承认天宝年间有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