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思想 部分复习笔记.docVIP

汉代关于屈原的争论 汉代关于屈原的争论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刘安：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突出屈原作品“怨刺”的特点，赞扬屈原的高洁精神，推崇屈原作品中寄托深远的比兴方法。 第二阶段： 扬雄：《汉书·扬雄传》：“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主张明哲保身，反对屈原投江，并作《反离骚》以示已意。 班固：今若屈原，露才扬己，兢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纵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秒才者也。（《离骚序》） 不明哲保身，多虚妄之语。同时，我们也应注意，班固对屈原虽有评价，但评价不低。 第三阶段： 王逸： 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耉，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况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者，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率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阙中矣。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原”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州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鷖”，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楚辞章句序》）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肯定屈原对楚王的忠诚，认为屈原作品依托五经立义，肯定作品中浪漫主义特征。 总之，汉代对屈原的评价总体来说经历肯定——否定——肯定，同时反映了汉代文艺思想的发展变化。 《诗大序》的文学观念 《毛诗序》阐说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等，可以看作是前秦儒家诗论的总结。 首先，它进一步阐明了诗歌的言志抒情的特征，也说明诗歌与音乐、舞蹈的关系。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志，偏于社会伦理道德；情，属于个体性的。志要形成诗，中介就是情。这样的诗歌内容既能传达政教内容，又能打动人心，从而使政教内容为天下人所接受。《毛诗序》把志与情结合起来谈，更加清楚地说明诗歌的特征。 其次，《毛诗序》指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品，政治情况往往在音乐和诗歌的内容里反映出来。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 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这显然是受到季札观乐的启示，进一步指出政治、道德、风俗与音乐诗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三，在诗歌的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