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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放弃原则 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安德烈耶娃 原载于《苏维埃俄罗斯报》1988年3月13日 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写下这封信。我是名化学工作者，任教于列宁格勒工学院。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也带着一组学生。过去这些学生对社会漠不关心、思想缺乏独立性，但现在却充满了进行彻底变革的热情。这自然便有了关于改革的方式、改革的经济和思想方面的讨论。公开化、开放、取消批评禁区以及群众（尤其是青年人）思想上的狂热常常会导致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则往往有要么是西方电台广播的、要么是我们同胞中那些对社会主义核心理念动摇的人的“推波助澜”。看看现在都在谈论些什么！多党制，传教自由、移民国外、在报刊上公开讨论性问题的的权利、取消对文化的管制的必要性、废除义务兵役制！而在学生当中，讨论得最多的还是我国的历史。 当然，我们教师必须回答这些最富争议性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除了正直诚实之外，还得拥有知识、信仰、宽广的文化视野、严肃的思考以及经过认真斟酌过的观点。而且，不仅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所有的青年教育工作者都需要具备这些品质。 彼得霍夫公园是我和学生一起散步时最喜爱的地方。踏行在白雪覆盖的小路上，我们一边欣赏着著名的宫殿和雕塑，一边争论。我们确实在争论！年轻人渴望了解一切复杂的事务，热心于筹划未来的道路。看着这些与我交谈的年轻人，我心里感到帮助他们发现真理、树立看待他们现今生活着的和未来将要建设的社会中的问题以及我国或远或近的历史的社会历史观是多么的重要。 哪些事情令我不安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想想吧，有那么多的人在讲述和描写抵抗纳粹侵略的伟大的卫国战争和战士们的英勇事迹。可是最近在一次我们工学院的一名学生组织的和苏联英雄、预备役上校V·莫洛泽耶的座谈中，除却其他话题之外，他还被问及一个关于军队中政治压迫的问题。老兵回答说他从未受到过任何压迫，而且许多在战争始终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都成为了高级指挥员。对于这样的回答，一些人感到失望。现在这已经成了种时髦，许多年轻人满脑子都是关于镇压的话题，超过了任何一种对历史的客观认识。而且像这样的例子绝不是个别的。 当然，连“技术人员们”都开始热衷于社会科学的理论问题，这是好事。但对现今的许多现象我却不敢苟同。人们无聊地谈论着“恐怖统治”“人民的政治奴性”“僵死的社会停滞” “我们的思想奴役”“大恐惧”“有权势的野蛮人的统治”——这些常常只被用来形容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段历史。由此在一些学生当中出现虚无主义情绪的加重、思想上的混乱、政治方向的迷失、甚或意识形态方面的随心所欲等情况，就不足为奇了。有时，你甚至可以听到有人这样控诉：据他们所言，从一九一七年开始，共产主义者就逐渐使我国的生活丧失了人性。 中央委员会的二月全会再次强调了“使青年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以及正确认识一般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关系，包括对现今在我国发生的变革的阶级本质的认识”的紧迫性。而这种看待历史和现实的态度却是与现今人们常遇到的政治秘闻、小道消息以及富有争议的空想格格不入的。 我曾反复阅读过那些轰动一时的文章。比如说，披露“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的反革命运动”以及斯大林对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的罪责的文章，还有那些推算在几代人和各种社会团体中斯大林主义者的数目的文章。人们从这些文章中，除了思想上的混乱，还能得到什么？ 我们是列宁格勒人，所以对观看最近的一部关于谢尔盖·基洛夫的不错的纪录片饶有兴致。但是有时与电影放映一道的讲解文却不仅与电影中展示的资料相悖，而且甚至使之变得含混不清。例如，在电影将要展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热情、生活乐趣和思想积极性时，解说员的讲解文的内容却是关于镇压和无知的。 我可能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党的领导人要求那些“爆料者们”也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阶段的确实的成就的呼吁的人，但仿佛是接受了命令一般，那些爆料倒愈发猖獗了。在这些 ——哈！——无聊的事情方面，米哈伊尔·沙特罗夫的戏剧是相当突出的。党的二十六大召开时，我去看了戏剧《红草原上的蓝色马》。我记得，当出现列宁的秘书试着把茶杯里的水倒在他头上和用一个没成型的泥塑糊弄他的场景时，年轻人是多么兴奋。老实说，还有一些年轻人是带着攻击我国历史和现实的横幅而来的。在《布雷斯特的和平》中剧作者和导演竟让列宁跪倒在列夫·托洛茨基面前。作者的立场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这在《前进！前进！前进！》中更甚。这部戏剧当然不是历史作品，但是在一部艺术作品中，除了作者的立场，再也没有什么能保证内容的客观性了，尤其那些有关政治的作品。 在《真理报》以及《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历史学家们的评论已经很好地详析了剧作家沙特罗夫的立场。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我尤其无法赞同的是沙特罗夫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彻底背离。他考察我国历史最重要的时期时，将社会发展中的主观因素绝对化了，并且明显忽视了阶级和群众运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