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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汉语方言概述 一、广东汉语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 广东是个汉语方言情况复杂的省份。汉语七大方言，在广东通行的就有三种：粤语、 客家话和闽语，而且粤、客两大方言的中心都在广东。此外，粤东、粤西和珠江三角洲还有一些属于北方方言的军话点，粤北一些乡镇通行若干种归属尚不清楚的“韶州土话”。 广东汉语方言的这种格局，是中原汉族居民在向南迁移中语言分化而形成的。 汉语自古存在着多种方言。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发生了一场“夏语化”运动。这场运动以中原为中心，在空间上向周围、在时间上向后世扩展，到西周时，便形成一种以夏语原产地——秦晋一带的方言为标准音的“雅言”。而在西周以前，广东仍属“百越之地”。“百越”是个音译词，又作“百粤”，系古代南方土着的统称。“越(粤)”意为水或海，“百”意为人或族。“百越”就是“越人(粤人)”，意为水上人家或居住在海边的人。东周时期，“百越”各部落被划入楚国的版图。然而，由于有五岭这座屏障阻隔，能够进入岭南的楚人实际上极少。不管是中原的“雅言”还是楚国的方言，在岭南并不通行。当时岭南各个土着部落所使用的语言，与太平洋各岛屿的“南岛语”(又称“马来—波利尼亚语”)同出一源。例如上述“百越”一词，其修饰语素置于中心语素之后，这正是南岛语在构词法上的特征之一。因此，古百越语不属于汉语任何一种方言，它跟汉语没有亲缘关系。 秦灭楚之后，南征百越之地，在“西瓯”即漓江、贺江和西江交汇处一带遇到顽强的扺抗，相持6年之久。“西瓯”土着善水战，屡败秦军，杀其统帅屠睢。为了保证大军的增援以及粮草的运送，秦军在湘江与漓江上游之间开凿灵渠，形成一条“湘桂水道”。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军基本占领“百越”之地，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并征发原六国的逃亡者以及赘婿、贾人为“垦卒”，迁至岭南。为便于对岭南的控制以及迁徙的顺利进行，秦始皇三十四年又在潇水与贺江上游之间的富川修通一条新道。此后，“湘桂水道”和“富川之道”便成为中原汉人进入岭南的两条主要通道。由这两条通道进入岭南的“垦卒”，便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批汉族移民，他们首先将中原的“雅言”传人广东。 秦末，中原战乱，南海郡尉赵佗趁机幷吞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市)。南越国从丞相以下的官员都由土着担任，南越王赵佗本人也穿土着的服饰，操土着的语言，将 自己异化成土着以便于统治。可见当时番禺一带土着势力还比较强大，汉族移民很少，汉语还未通行。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国，将岭南分为九郡(后改为七郡)，又设“交趾刺史部”监察各郡，“交趾刺史部”治所最初在赢(今属越南)，不久便迁至广信(今广东封开县及广西梧州市一部分)。广信是新设的苍梧郡郡治，处于漓江、贺江与西江汇合之处，扼西江之要冲，沿江向东可扺番禺，溯江向西可扺南宁，向北则可通过漓江、贺江经湘桂水道或富川新道直扺中原，交通较为便利。早在秦朝军队征讨岭南之时，这一带曾发生激战，原有土着因扺抗失败，有的被杀，有的逃散，于是成为汉族移民聚居之地。西汉末年，王莽乱世，因避乱而迁居广信一带的汉族移民更多。据统计，西汉时苍梧郡有24379户，人口14万人；到东汉增至111395户，人口46万人。这个地区人口激增，显然是汉族移民定居的结果。东汉撤“交趾刺史部”设置交州，除了原有的监察权外，还拥有管理各郡的军政大权。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移民在这个地区取得了统治地位，其语言也就成为优势语言。在两汉时期定居广信的汉族移民中，出现了一批声望颇高的文人学者。如西汉末年着有《陈氏春秋》的经学家陈钦和其子、被誉为“岭海儒宗”的陈元；东汉末年着有《春秋经注》、《公羊传注》、《谷梁传注》的士燮。士燮担任交趾郡太守40多年，政绩显着，当时中原先有黄巾起义，后有军阀混战，不少文人为避乱并慕其名前来依附。其中有潍坊人刘熙，沛郡人薛宗，汝南人程秉及许靖、许邵兄弟等。他们来往于交趾、广信等地，设馆客授生徒，形成一支颇有势力的士人队伍。这些文人学者在传播中原汉文化时所使用的，当然是有汉字作为纪録符号的“雅言”。没有文字的岭南土着在逐步接受汉文化、学习汉字之时，来自中原的“雅言”也就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而逐步在这一带流行开来。同时，随着文化逐步融合，这一带的汉语也吸收“百越”语言的某些成分，从而形成自己的某些特色。这种具有自己某些特色的汉族移民的语言，事实上就是早期粤语，只不过当时它跟中原雅言差异不大，尚未成为一种方言罢了。  赤壁之战后，东吴政权为了巩固后方，重修在南越国被攻陷时遭到破坏的番禺城，于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迁交州州治至此。东吴永安七年(264年)，又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从交州划出，另设广州，州治番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广信转移到番禺，汉族移民的势力也就向西江下游及珠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