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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之完善 郑毅 一、公民成为违宪主体的可能性　　 　　当前通说认为公民不能成为违宪的主体，兹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质疑。 　　首先，以“宪法是着眼于国家权力的规范和制约”的定性论证公民不能成为违宪主体，有失偏颇。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 [①]对于这一点，学界业已达成共识。因此宪法既是对国家公权力的设防之法，更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过分重前者而轻后者，会造成对宪法的特征乃至本质的理解误差。而且，宪法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不仅保障公民权利不受来自公权力的侵犯，更保障其不受来自其他公民个人的侵犯，具体可从如下两个角度进行具体分析。其一，宪法除了是对国家权力的设防之法外，更是国家其他一切法律规范的总渊源，在其下位法中，以民法为代表的相关部门法就对于公民间的私权利关系进行了大量而系统的规范，可见，作为基本法的本质要求之一，宪法必须对私主体之间尤其是公民之间的权利关系进行纲领性的规范。片面强调宪法对于国家公权力的设防功能而忽略其对于私权利的规范功能，无疑是对于宪法规范的局限性理解。其二，偏重于强调宪法对国家公权力的设防，会导致对宪法政治性的过分关注，从而对宪法的法律性本质的认知产生消极影响。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肩负着构建国家基本结构的重任，这就使得其较之其他法律规范不可避免的带上浓重的政治色彩。然而宪法首先是法，然后才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带有政治性色彩”的“法”。法的属性永远是宪法第一位的、根本的属性。但一些学者的论述却对宪法的政治性给予过分的关注，这种论调实际在客观上已经对宪法的法律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使得该属性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其次，根据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基本理论，公民违反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就理应成为违宪主体。其一，权利义务的相对性是法理学的基本理论。学界一般把二者关系界定为“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②]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对此加以论述：“权利和义务分离是一切剥削阶级社会两者关系的本质特点，反映了阶级压迫和不平等。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这就从根本上消灭了权利和义务分离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 [③]这是从反面论证了权利义务的不可分离性。也就是说，宪法如果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了规范，就一定会对公民的基本义务同时作出规范。因此，倘若公民违背了宪法基本义务，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违反宪法义务的主体，即违宪的主体。 [④]其二，有观点认为，我国宪法文本中有关公民宪法义务可分为政治性义务和法律性义务。政治性义务往往规定的比较抽象，实践中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对公民的何种行为、活动属于违反这一义务的范畴进行具体界定和惩处。而当法律性义务要通过订立法律转化为法律义务时，“公民违反宪法义务”的行为实质上转化成违法;若尚未转化，就应敦促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将宪法问题转化为一般法律问题进行规制。 [⑤]这种分类法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的。不过关键性问题在于：如果立法机关出于种种原因，并未及时出台相关的法律，那么在该法律空白延续的期间，若出现相应的公民间基本权利的纠纷，应当如何给予救济?立法是一项神圣严肃且耗时耗力的审慎工作，相对于实践中的需求来说，往往具有滞后性。在我们无法期望立法机关能够提供及时且有效的法律支撑的前提下，是否就存在把作为上位法的宪法直接引入解决公民间基本权利纠纷的领域的可能呢?事实证明，这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其三，有观点认为，基本义务在价值上并不和基本权利处于同一的序列上，“和后者不同，前者并不具有可以构成宪法规范体系之核心内容的那种价值特征。” [⑥]我们承认在宪法中，相对于公民的基本义务，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确处于较高的位阶之上，这和宪法“保证法律充分尊重个人的基本自由，避免它们以不必要的方式对个人权利产生过分负担” [⑦]的根本任务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虽然公民的基本义务处于相对较低的位阶，但这并不能够成为我们对基本义务“视而不见”的借口。倘若过分忽视基本义务，那么基本权利也势必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没有对于基本义务的规范，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就无从谈起。其四，有学者得出“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基本义务”的结论 [⑧]，但事实上，现行宪法已经对此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如《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等等。倘若公民违反了此类义务而侵害了他人的基本权利，就应当成为违宪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后，宪法并非不应干涉私人关系，而是在非特殊情况下不应直接干涉私人关系。其一，根据宪法的政治性而认为宪法不应直接介入私人关系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这在前文相关内容中已经作了详细论述。其二，虽然宪法和民法存在本质区别，即一般由民事法律调整私人关系(包括对部分公民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