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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26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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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人画展”往事钩沉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的硝烟余烬未净,艺术界尚处在思想禁锢的余悸之中,那时候,谁敢跨出这勇敢的第一步,就是创造了历史。
谁也没想到,三十四年前一群不显眼的青年画家,打着一块很不起眼的“十二人画展”的招牌,搞了一个轰动一时的画展,这个画展居然成了当代中国艺术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纪念碑,与稍后出现的“草草社”和北京的“星星画展”一起成为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史无法绕开的话题。
“十二人画展”的意义在于,它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次吹响的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嘹亮号角,它点燃了中国当代艺术创作自由的燎原大火,第一次冲破了长期禁锢艺术创作的“高大全”“红光亮”的政治藩篱,为中国艺术走向现代化、国际化迈开了第一步。
如今的青年画家们无拘无束地自由创作,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只要有经费,就可以开画展,无需什么人批准,这种自由,在我们当时的年代,是要冒戴帽子、受批判风险的。在当今人们的脑子里,这种事情简直不可思议。而“十二人画展”的意外成功,影响深远,并且至今仍作为当代美术史家研究的对象,对当年这十二位画家来说,更是完全想不到。
这件事距今已有几十年,除了研究美术史的学者会时常找我了解当年的一些细节,大多美术界的朋友都只能依稀记得这件事了。作为当事人,我详细地记录了当年发生的一切,在我的记忆中,许多细节都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
那时我时常跑到沈天万那狭长的画室,只要他在,总会有点下酒菜,如果没有,就一起出去采购,一起喝酒的经常不会就我们两个。从弄堂里进入到他住的那幢房子,首先要经过一间又大又黑终年紧闭堆满煤球的仓库,上到四楼才见得到光线。然而他那里,经常人丁兴旺,高谈阔论者有之,俯首听教者有之,共谋发展玩具生产者亦有之,总之天万家中是一个万花筒。
天万是一位狂热的西方艺术的追随者,他画油画,不顾一切地把颜料往画布上堆。他有中国早期学西画那班人的习气,追求外在的张扬。但他也有一股韧劲,不停地画,不断向别人发表自己对艺术的见解,尽管要领会清楚他的观点十分不易。按年龄他应该是我的老师辈,但我没有在他门下学过画,后来又在东明厂共事,别人都叫他不是沈先生就是沈师傅,只有那个朱十锦年纪轻轻,开口闭口都叫天万,之后我也选择这样称呼他。
单独两个人对饮,话题就全是艺术,而且观点惊人的一致,我只要提出一个什么看法,必定会得到他热烈的支持,相反,如果是他说了些什么见解,我也会同样表示赞赏。因而边饮边谈往往持续至深夜,反正我回去没几步路。
有一次,天万对艺术的深刻理解,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是我和他两个人去参观上海历史博物馆举办的一次“宋、元、明、清历代书法展”,展出的历代名家书法珍品无数,真是瑰宝纷呈,目不暇接,难以一一铭记。唯有两张巨幅,令我们过目难忘,兴奋不已。这两张巨幅都是从博物馆的天花板一直垂到地面,还要卷起来,估计是丈八匹的巨制。
一幅是祝枝山,一幅是徐文长,都是狂草。我和天万欣赏良久,叹为观止。五六百年前老祖宗的艺术观与今人其实何其相似乃尔,完全可以想象这两位大师在创作这些巨制时的感受和狂喜,他们也完全可以相信后人在观赏他们作品时是何等的叹服。是的,我和天万那天兴奋之情无以形容。那天从博物馆出来,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酒,这是延续我们激情的最好方式。
“要好点的酒,不然对不起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天万如是说。
“菜无所谓,炸麻雀怎么样?”我们在山东路一家熟食店,看着里面一盆盆倒胃口的熟食。
“买几只麻雀算了,我家里有点东西可以下酒。”
那好,就买了六只麻雀,一瓶口子酒,一瓶洋河。回到他那四层高楼,在阳台上摆一只小方桌,两人相对而坐,他拿出来的下酒物原来是虾米一小撮,海蜒六七根,下酒是不错,似乎太少些。坐定以后,就对那两幅狂草发表了自己的感想。
“想不到古人居然也有这么大的魄力,写这么大的尺寸,如果一个字写坏了,这么大就要作废,没有真功夫,谁敢随便写。”天万摇头叹息。
“这么大,写的时候要看清全豹,控制整体效果那是更难了。”我也赞叹不已。
“我提议,为徐文长干杯,为祝枝山干杯!”天万激动地说,喝了一口。“他们落笔的冲动,和我们作画时的冲动完全一样,只不过他在写字,我们用色作画。”
“是表现主义,书法就是表现主义。”
“我更喜欢徐文长那幅,太潇洒了,上下左右都那么协调,线条粗粗细细,搭配得那么美,不能停下来思考,一定要一气呵成,难啊,这么大。”他又不住摇头。
“那时的社会比较单纯,文人只要集中精力在诗、书、画、印这种事情上,生活又不愁,不用上班,平常书写都用毛笔,所以书法水平普遍比现代人高,这是肯定的。”我分析,“徐文长、祝枝山这种人,历史上也是奇才,自然会有惊人之作。不过今天所见,特别惊人,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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