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091051-372693213-构建大调解机制的几点思考2.doc

PAGE PAGE 1 关于构建浦东新区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的思考 提要：随着浦东改革的不断深化，新区社会矛盾高发并呈现出复杂化、群体化、激烈化的趋势，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传统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面临新的挑战。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通过机制创新，完善三种调解方式并使之有效衔接，构建浦东新区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既是化解社会矛盾的现实需要，也是适应《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调解工作提出的要求，本文对此作了粗浅思考和初步探讨。 调解，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历史悠久，在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经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矛盾呈现出诸多新情况、新特点，传统的调解方式和调解机制面临新的挑战。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浦东，在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社会矛盾高发并呈现出新特点，新区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压力相对较大，如何通过整合资源、体制创新，突破调解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实现机制上的飞跃，建立起一套快捷、高效的调解机制既是新区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适应《决定》提出的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要求。 一、当前浦东新区社会矛盾发展的新趋势 我国已进入社会转型期，社会的不稳定性加剧，各种不稳定因素暴露出来。从社会稳定层面看，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纠纷突现期。纠纷数量不断上升，大量的新型矛盾产生，矛盾纠纷日趋复杂化、群体化、激烈化，严重威胁社会的平安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就浦东新区而言，社会矛盾主要有以下特点： 1、矛盾数量上升。近几年，随着浦东改革进入“深水区”，矛盾数量呈上升趋势。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浦东新区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各类民间纠纷9609起，2004年10091起，2005年11897起。新区法院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受理的纠纷也在逐年上升。究其原因，一方面，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居高不下，呈逐年上升趋势。另一方面，浦东大开发、大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矛盾，如征地吸劳、企业改制、施工扰民等产生的矛盾，其中动拆迁矛盾尤为突出。动迁纠纷因其涉及范围广、利益冲突大，成为当前矛盾化解中的焦点、难点。而且动迁过程中，大量家庭内部矛盾爆发出来。在利益驱动下，由于动迁利益的分配不均及长期积累的家庭纠纷，家庭成员矛盾重重，冲突激烈，引发一系列诸如遗产继承、共有产分割、赡养抚养等方面的纠纷。 2、矛盾类型多样。传统的矛盾纠纷主要以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合同纠纷等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为主。进入社会转型期，矛盾纠纷类型、轻重程度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依法行政的加强和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一方面，不平等主体之间的行政类纠纷和涉法类纠纷日益突出，涉及规划、环保、工商、劳保、公检法等部门。另一方面，产生了大量新型矛盾如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等。这类矛盾多由城市开发、市政建设、国企改革等引发，带有较强的政策性，涉及政府相关部门，往往带有准行政的性质。 3、矛盾性质复杂。以往矛盾纠纷具有单一性、内部性和不易扩散性等特点，而在社会转型期矛盾纠纷呈现出复杂化、组织化、群体化、激烈化等趋势。当前纠纷不局限于平等的主体之间，大量行政纠纷和涉法纠纷的产生使矛盾主体趋于多元化，矛盾类型趋于多样化。不同类型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涉及诸多法律关系和相关部门，使矛盾更趋复杂化。同时矛盾纠纷的规模有扩大的趋势，有组织化、群体化倾向明显，如征地动迁、企业改制、规划建设等纠纷尤为突出，造成群体性上访、闹访数量上升。另一方面，矛盾的对抗性加剧，激化的可能性加大，如果得不到及时疏导化解，极易导致恶性事件。 4、矛盾化解难度大、成本高。矛盾纠纷所表现出的高发性、复杂性、群体性、激烈性，对社会稳定形成了巨大的威胁。由于法制观念淡薄和利益的驱使，当事人往往采取过激方式，扩大影响，动辄围堵有关单位甚至政府部门，反复上访、越级上访，给有关方面施加压力，扰乱了生产、生活秩序，干扰了政府的正常工作，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之音。为妥善化解矛盾，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维稳成本相当高。而且由于缺少行之有效的机制，未能真正遏制或减少矛盾的发生，政府仍然相当被动。 二、调解体制的现状及利弊分析 作为化解矛盾的有效手段，调解具有自身的优势，在社会维稳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相对社会矛盾的新特点，调解体制的发展相对滞后，仍承袭原有的模式和体制，局限性日益突现。在新的社会形势下，从外部看，矛盾纠纷的发展是对现有调解机制的巨大考验；从内部看，调解机制自身的不足和制度创新的滞后，限制了其职能优势的发挥。 （一）三大调解方式 所谓调解是指在中立第三方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