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沧东电影“人文”元素对剧情的反抗性与引导性-2019年文档资料.docVIP

李沧东电影“人文”元素对剧情的反抗性与引导性 　　李沧东作为国际知名的韩国导演，寥寥几部片子便将个人创作的典型性发挥极致。这与他的文学底蕴分不开，故被称为“作者导演”或“诗导演”。他创作的影片大多聚焦典型的小人物。“人文”的属性在乎于他以人为本的气质，和悲天悯人的创作要求上来说。如《诗》中看管孙子，寻找灵感的杨美子；再如《薄荷糖》中对生活绝望的金永浩；又如《燃烧》中有着作家梦的邮差钟秀。表现的母题也都关于存在主义，但其都将电影置于韩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反思社会变革，极具人文关怀色彩。 　　路易斯?贾内梯在《认识电影》中说到：“像形式主义者一样，作者论的拥护者认为，拍好电影不在于主题内容，而在于风格化的处理，而控制如何处理就是导演――作者。”[1]而在李沧东导演影片中，“人文”的情节总能出现故事高潮处或前后阶段处，并且还将改变原有剧情的发展轨迹，以此来反抗剧情发展的惯性，“人文”情节的介入对于剧情起到反转作用。 　　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中说到：“揭示还会产生更强的冲击力，所以我们常常将其保留到重大转折点：幕高潮。”[2]在李沧东部分电影中，这样的重大转折往往伴随着“人文”相关的角色人物亦或者是“人文”相关的社会活动情节。在最具代表性的是影片《密阳》中比如李申爱信仰基督之后，决定原谅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还在去监狱的路边采了一束鲜花准备送给他。但是当她见到凶手之后，发现凶手红光满面，并且凶手告诉他，一开始自己也很痛苦，但是信仰上帝之后，这种痛苦就消失了。因为上帝已经原谅了他。申爱一下子就怒了，说：“我还没有原谅你，上帝凭什么原谅你？”出来之后，直接昏倒，然后信仰崩塌，并在基督活动上放爱是假的流行歌曲。“人文”情节部分的介入，改变了原本故事的走向，成为故事的转折，但往往这种转折伴随着对剧情发展强大的惯性的反抗。原本李申爱内心逐渐平静，认同教义所说的宿命，但又由于外界的刺激，将原本消散的悲愤之情重新聚集找到宣泄出口而在情节上反抗，最终走上精神崩溃之路。本是救赎罪行的“人文”教义在此刻却变成有失公正的道德权力，在原谅一方的同时也在割裂另一方的道德准则。 　　在《电影美学与心理学》中，让?米特里说：“正如心象，这种‘质料’异于严格意义的纯感知，成为一种记忆活动，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一种对现实的判断。”[3]立足于韩国社会边缘小人物的李沧东导演，意在用诗意一般的气质来娓娓道来。在《诗》中，角色杨美子一直追寻诗的灵感，甚至将孙子因强奸入狱都成了她生活的“副线”。她在寻找属于个人的心象从而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经过五次写诗的经过，可以看出她已化身为一个正义或是宿命的审判者，渴求寻找孙子的良知。这与“人文”的属性是相适应的。（五次有：受害者家中忏悔，孙子无忧无虑踢球，三四在一起，得知患上阿兹海默症，美子去和受害者母亲会面碰上杏子跌落。）写诗班如同“人文”唱诗班，她寻找灵感即理由原谅有罪的孙子。不难看出，若无写诗班这一情节，美子的选择便与其他同罪孩子的家长一样，认为用钱补偿便能赎罪。但她最终的选择是亲手将孙子用“审判”的方式送人警察局。以此可见“人文”情节对于剧情走向的对立反抗。恰因如此，李沧东的个人作者特点一览无遗，角色人物美子的心象也称为李沧东个人创作的心象。片中同样是“人文”情节引导故事走向。 　　在2018年入围戛纳电影节影片《燃烧》中，李沧东用同样的思维定式，将“人文”元素杂糅进故事情节中，对故事起到反抗或者引导作用。影片讲述青年钟秀偶遇童年好友惠美，在她去往非洲旅行之前托钟秀照顾她的猫，而在她回来之时，身旁多了一位富二代本……李沧东改编自村上村树短篇小说《烧仓房》和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烧马棚》。燃烧一词在原小说中的意味是“烧掉无用的仓房，即烧掉无用的人。”燃烧代表着消失，极具“人文”色彩。整片钟秀只有一个镜头在欣赏着烧着的塑料棚，而此画面也实属钟秀臆想。这让我们不禁联想到那只不见踪影的猫，那些在浴室抽屉的首饰背后的主人……这些不见踪影的东西是否与存在有关？是否是无用之物而被“燃烧”？显然李沧东并未给出答案，而仅仅是将“人文”的谜题摆出来，让读者自行用自身意识中的影像来填补电影中的空白，用“人文”等“人文”元素来引导观众对于电影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而得出属于接受者个人的主题意味。 　　弗洛伊德认为：“有意识的、觉醒的生活不过是冰山一角，而生活的绝大部分是淹没于水下的、视觉无法触及的，这一部分由潜意识主导着……艺术家的潜意识受压抑的程度或潜藏的程度不如普通人那么深。因为他们迫切地想将潜意识中的思想和情感表达出来，所以他们就创作出一些作品，这些作品就像梦一样，是对潜藏愿望的一种满足。”[4]在李沧东每部影片中或多或少都可见“人文”元素的影子，它们本身对于故事情节有引导性或者反抗性，总而言之对剧情的走向起着重要的作用。李沧东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