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八).doc

五十八、竟陵派 锺惺字伯敬，谭元春字友夏，皆竟陵人。二人以选《诗归》齐名，时称其作风为竟陵派。锺氏所著有《隐秀轩集》，谭氏所著有《谭友夏合集》。钱牧斋之论锺谭，谓“伯敬擢第之后思别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驱驾古人之上”。谓“当其创获之初，亦尝覃思苦心，寻味古人之微言奥旨，少有一知半见，掠影希光，以求绝出于时俗”。（见《列朝诗集》丁中）这些话尚说得公允。盖锺谭于诗原不是无所知见，而本其知见，也确想另立一宗。谭友夏之《退谷先生墓志铭》，称锺氏“尝恨世人闻见汩没，守文难破，故潜思遐览，深入超出，缀古今之命脉，开人我之眼界”。（《谭友夏合集》十二）这也是实情，不为谀辞。不过锺谭于诗，虽有所见，但仍沾染明代文人习气，只在文中讨生活，所以觉其不学；只在文中开眼界，所以也多流弊。换句话说，这是还在纯艺术论中翻斤斗，所以所谓一知半见，也就等于无所知见。钱牧斋称其“见日益僻，胆日益粗”，“以俚率为清真，以僻涩为幽峭”，识堕于魔而趣沈于鬼，也未尝不中其病痛。不过，平心而论，凡开创一种风气或矫正一种风气者，一方面为功首，一方面又为罪魁，这本是没法避免的事。因为这种偏胜的主张，一方面固然可以去旧疾，一方面也容易致新疾。何况在时风众势之下，途径既成，无论何种主张都不能无流弊。故其罪不在开山的人，而在附和的人。后人惩其流弊，而集矢于开创风气的人，似未得事理之平。再有，即使开山的人已不能无流弊，然由文学批评史的惯例而言，作风容有偏至之失，批评每多无懈可击。盖批评是作者理想的标准，总是比较圆满；至于作者是否有达此境界，那是另一问题。后人以议其作品之弊攻击其批评的主张，似也未得事理之平。由前一点言，锺谭不过不欲再循七子途径而已，不欲复蹈公安覆辙而已。他们于这两方同原看得很清楚。锺氏《诗归序》云：“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便捷者矫之，必于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乎古人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俚者也。则何以服学古者之心！”（《隐秀轩文昃集》，序一）谭氏《诗归序》云：“古人大矣，往印之辄合，遍散之各足，人咸以其所爱之格，所便之调，所易就之字句，得其滞者熟者，木者陋者。曰我学之古人，自以为理长味深，而传习之久，反指为大家，为正宗。……而有才者至欲以纤与险厌之，则亦若人之过也。夫滞熟木陋，古人以此数者收浑沌之气，今人以此数者丧精神之原，古人不废此数者为藏神奇藏灵幻之区，今人专借此数者，为仇神奇仇灵幻之物。”（《谭友夏合集》八）公安矫七子之肤熟，肤熟诚有弊，然而学古不能为七子之罪。竟陵又矫公安之俚僻，俚僻诚有弊，然而性灵又不能为公安之非。竟陵正因要学古而不欲堕于肤熟，所以以性灵救之；竟陵又正因主性灵而不欲陷于俚僻，所以又欲以学古矫之。他们正因这样双管齐下，二者兼顾，所以要于学古之中得古人之精神。这即是所谓求古人之真诗。求古人之真诗，则自然不会袭其面貌，而同时也不会陷于挽近。学古则与古人之精神相冥合，而自有性情；抒情则与一己之精神相映发，则自中法度。论诗到此，就当时纯艺术论的观点来讲，岂复更有剩义！这是锺谭所以要选《诗归》之旨。锺氏《序》云：诗文气运，不能不代趋而下，而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于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然其变有穷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变无穷也。操其有穷者以求变，而欲以其异与气运争，吾以为能为异而终不能为高。其究途径穷，而异者与之俱穷，不亦愈劳而愈远乎？此不求古人真诗之过也。后人以竟陵诗风，近于深幽孤峭，遂以为竟陵欲别创深幽孤峭之宗，以取异于途径。这正误解了竟陵。后人之误解，只以竟陵也欲求其高，所以似乎有类“取异于途径”而已。然而锺谭都知道取异于途径者，只能为异而终不能为高，所以他们并不欲取异于途径。锺谭之病，只在为了求古人真诗之故，强欲于古人诗中看出其性灵而已。强于古人诗中求其性灵，于是不得不玩索于一字一句之间。玩索之久，觉得某句奇妙，某字鲜秾，某是苦语，某是很语，某字深甚，某字远甚，到此地步，虽欲不走入魔道而不可能。这是锺谭的病痛所在，也是纯艺术论者必然的归宿。谭氏《诗归序》云：“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他这样疑神疑鬼，于是覃思苦心所得的一知半见，适足为其入魔之助。牧斋所谓“见日益僻，胆日益粗”者，其原因乃在此。不过我们所应辨析者，乃是锺谭本意，并不即要走上此僻见，而且他们自己也不觉此种看法为僻见。谭氏《序》中又云：“法不前定，以笔所至为法；趣不强括，以诣所安为趣；词不准古，以情所迫为词；才不由天，以念所冥为天”，这也是通达之论，何尝欲走入僻路！然而后人论定总觉其走入僻路者，即因他们只在诗文中讨生活，所以也成为意欲在诗文中开眼界。有意欲在诗文中开眼界，于是虽不欲取异于途径，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