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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城市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 PAGE PAGE 1 ———————————————————————————————— 作者： ———————————————————————————————— 日期： 历史与社会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08级 唐珊 20080510147 浅析中国城市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 【摘 要】： 社会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社会主流关系网络之外，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过程或者状态。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受着经济、政治、公共服务和社会关系等多层面的社会排斥问题。这种排斥通过制度机制、群体机制、市场机制等四种机制得以运作。面临社会排斥，农民工在城市中主要采取自我隔离和积极融入两种适应策略。社会应该采取全面的，系统的对策，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 【关键词】： 社会排斥 农民工 机制 对策 我们无法确认是谁第一次提出了“民工潮”这个概念，但时至今日恐怕谁也不会忽视这一现象。它既是我们国家特有的庞大的城乡人口流动现象，也是中国社会的一大问题。中国农民一向“安土重迁”，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连绵不断地大规模外出寻找就业机会，这种大规模、潮汐性的跨区流动即“民工潮”日渐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从根本上讲，“民工潮”形成的根本性原因是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从八十年代初起，随着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农村普遍推行，农民在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的同时获得了在农业劳动之外寻求就业和收入的权利，使出去务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实现了供求平衡、丰年有余，改变了粮、油统购统销制度，这样就能够满足进城就业农民食品供给，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经济结构偏差和收入差距的存在，是“民工潮”形成的直接动因。与城市和农村二、三产业相比，农业比较利益一直是低的，同样付出体力却可以赚到更多的钱。而那一亩三分地，种出花来，所能得到的收入也是极其有限的。而沿海地区先发型经济增长和城市体制改革对劳动力的需求，直接拉动了“民工潮”的形成。沿海地区因为凭借优惠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优惠率先实施了外向型的经济战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及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吸引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主要因素。我们党和政府及时调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政策是它的体制性原因。[2]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经历了深刻的调整，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以及利益关系出现了很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出现了明显的“社会排斥”现象。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理论得到很快发展，不仅对基于西方福利国家的传统理论假设提出了挑战，而且对欧洲国家的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制度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农民工虽然长期居住于城市，但无论在生活、工作，还是在心理上，都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排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农民工在城市遭受的排斥也是多维度的，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网络、文化、社会保障与教育、空间等方面。[3] 那么产生社会排斥的原因是什么呢? 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遭排斥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农民工遭受排斥，究其根本，是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户籍制度。在我国,农民工遭受社会排斥究其根本,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户籍制度。我国的户籍制度是在工业化建设缺乏建设资金的情况下采取的对策。它将人口的大多数限定在农村,仅允许居住在城市的居民享受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我国户籍制度的核心———属地管理和身份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严格的限制人口流动的管理体系,且重点是限制农民向城镇的流动。1956年到1957年,政府先后六次做出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外流的指示,采取各种强制性措施禁止农民进入城市。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集镇务工经商和落户,到20世纪90年代降低农民进入小城镇的门槛以及部分大中城市户籍制度的微调,户籍制度的社会功能已大大削弱,但其巨大的历史惯性作用、人口流动的限制或明或暗地依然存在,特别是对大中城市管理者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和城市运转不可缺少的生力军,但城市对农民工的管理却是异常的繁琐和苛刻。因孙志刚事件而被取消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和遣送条例》就是政府有关部门在城市管理中对流动人口的行政不作为和刑事违法行为的一个证明。城市对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的管理太过随意和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