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和方式，法律史如何“深描” ——以《公主之 死》和《叫魂》为例.docVIP

PAGE PAGE 2 题目 角度和方式，法律史如何“深描” ——以《公主之死》和《叫魂》为例 姓名与学号 蔡祎祎 3110104911 指导教师 金敏 年级与专业 二年级 社会科学试验班 所在学院 求是学院 角度和方式，法律史如何“深描” ——以《公主之死》和《叫魂》为例 社会科学试验班 蔡祎祎 3110104911 在《法律史的视界：方法、志趣与范式》的注释中，梁治平先生提到，接受过历史和法律双重训练的宋格文曾向他回忆，自己当年对中国法律史发生兴趣，是因为读到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坦诚地说，我之所以会翻开《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和《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也是因为“标题党”的缘故。相比于大多数中法史教科书的枯燥无味，司法考试教材的“简单粗暴”，对一个个案的凝视，亦即格尔茨在文化人类学上所谓的“深描”实在有趣。它在广义的法概念的指导下，让中法史的视界更加生动与开阔。 田晓菲说，叙述的方式和角度，往往比叙述的内容更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叙述的内容。一般而言，方式和角度是紧密相联系的，但是这两者又存在差异。如果我们分而视之，可以发现两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各有侧重点。在自己的阅读过程中，我发现《公主之死》和《叫魂》两本书前者贵在角度后者贵在叙述方法。它们对于中法史个案的研究无疑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就像前者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公主”之死，李贞德选取了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来对案件进行深描；而对于“叫魂”，孔飞力则是通过多学科的纵横对乾隆年间的这一事件进行凝视。 先来说说《公主之死》。作者在这本小书开头的楔子里引用了《妒妇记》里的一则故事。谢安想纳妾而妻子刘氏不允。谢安的学生用周公写的诗来劝谕刘氏。刘氏的回答堪称千古名言：“周公是男子，相为尔，若使周姥撰诗，当无此也”。如果制礼的是周婆而非周公，那么中国法律史肯定是另一种样子。 小书中的案件取材于《魏书》：北魏兰陵长公主嫁给了贵族子弟刘辉。由于发现驸马有“婚外情”，好妒的兰陵长公主不光处死与刘辉通奸的婢女，而且将婢女开膛破肚，取出初具人形的胎儿送给驸马。两人离婚，后复婚。复婚后刘辉在公主怀孕期间，又与民女张容妃、陈慧猛有染。在夫妻俩的一次争执中，刘辉在忿怒中将公主推倒践踏，导致胎儿流产，后来公主也终因失血过多而死。 用一般的法律理论视角来看待这起案件，无非是刘辉故意伤害罪准用法律依据的问题。但是这里，伤害案变成了“公主之死”，法律视角一下子变成了女性主义的视角。受害者不仅是女性，还是皇室成员。于是，对涉案人员的处理产生了争议。其根源在于，是适用父系伦理还是皇权伦理？ 在坚持断狱判刑应该以父系家族伦理为标准的官僚集团看来，女子出嫁之后，丈夫就是她的“天”，她应该遵从“夫家认同”，其至尊至敬的对象由父亲转为丈夫，因此公主和胎儿只是“刘辉的妻儿”而已，罪不至死。可是从代表皇族利益的门下省官员看来，刘辉伤害的是皇室成员，皇族的利益被侵犯，应以大逆不道的谋反罪处以死刑。最后，虽然北朝的法典已经儒家化，但是刘辉仍被判处死刑。 从表面上看，皇权伦理压倒了父系伦理，但是在这特殊事件中，却有着两个必不可少的因素：鲜卑族有女人参与决策的传统；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灵太后是女人。最后的判决无疑透露出“周婆”以来女性在父系伦理之下隐藏的某种心态，不独灵太后有之。 这本小书得出的结论无疑是对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结尾处“儒家化成于北魏”的有力批驳。囿于各种社会因素，law in book和law in action存在巨大的差别，如果我们只是将视界限缩在成文法典上，那么将无法发现“表达”和“实践”的脱节，将忘却恰恰是一个个丰富而生动的个案，才构成真实的“活着”的法这一基本的常识与判断。这样一来，我们的任何解读，哪怕是运用了新方法的解析，其结论都可能是不可靠的——因为法律文本与现实状况完全有可能南辕北辙。正如书中说的那样：当儒家经典中所标榜的伦理思想，和统治权威的利益相抵触的时候，专制皇朝就未必全心全意地支持了。刘辉殴主伤胎案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红楼梦的法律世界》“八议”篇，尹伊君写雍正对于“八议”的心态：既不愿八议存于律以防皇族功臣妨碍他的统治，另一方面又要保留八议为其所用。此种心态足见统治者对儒家法律在实践层面上的选择性适用。也正因如此，以独特视角而进行的深描显得更为必要。 《公主之死》无疑以叙述角度见长。孔飞力的《叫魂》则是叙述方式的典范。梁治平在他长文的注释中写道，《叫魂》虽不以法制史为主题，却对法制史研究深具价值，应当引起法史学者的注意。 《叫魂》一书共有十个章节，孔飞力通过对发生在清朝乾隆三十二年间的一个简单案件的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