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传统“德治”的现代价值.docVIP

PAGE PAGE 1 浅析传统“德治”的现代价值 　　摘要：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德治理论在当今有了新的内涵。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治的基本内涵由过去的性善理论过渡到了今天的规范理论，即从对圣人的崇尚及统治阶级品德的高要求发展到了以道德为标准的自我约束与强制规范。这个过程体现了“德”到“治”重心的转变，这也正是传统德治的当代价值所在。 　　关键词：德治善恶道德教化 　　一、传统德治的理论基础 　　传统的德治思想以儒家的“仁爱”为理论基础，确立于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德治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萌芽期。“禅让制”的实行可视为最早德治思想的体现。尧、舜、禹时期所确立的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所依靠的是个人的魅力，个人具备了“德”，才有可能成为领袖。第二阶段为发展期。也就是奴隶制度的形成直至衰亡这一历史阶段，德治思想得到了极大地发展，以西周为代表，当时的治国理念中就体现了对道德规范的遵守与运用。第三阶段为逐步成熟期。经春秋战国，在百家争鸣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得以成形。传统德治以性善论为其理论依据，以民本为其核心内容，以道德教化为其实施手段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发展。 　　二、传统德治的发展 　　德治从其由来开始强调的都是德与治的并用，以德为基础，以治为手段。从西周时期所提出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不难看出，德治的理论所强调的是在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治理国家。春秋时期，孔子所主张的“为国以礼，为政以德”即是把道德教化作为为政治国的指导。更有《左转》提出“德，国之基也”。传统的德治毫无疑问讲究的是综合效应，德治可以解释为以德而治。 　　社会的进步使得传统的道德理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古代的善恶之分至近代的对错之别再发展成当前的进步与倒退之说，无不体现道德理论价值重心的偏移。传统的德治一般都以性善为其前提，随之而产生的“内圣外王”治国理念正是基于此。内圣既指圣人之德，圣人之性。外王则是王者之政。以圣人之德施于王者之政为当时对统治阶级的根本要求。善恶标准的划分也是德与非德的界限。步入近代，中国由于受到西方各国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传统的善恶理念已不再盛行，取而代之的是对错之别。凡事只有对与错两种评判标准，即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一切理论，政策便是真理、良策。对与错的基础在于认定事物在当前环境下能否适应发展的需求，换言之，不论道德如何发展，只要方式能适应社会便可取。至此，传统的道德失去了本质的价值，德治在这个时期开始忽略了“德”的指导性地位，但仍未完全的灭失，原因在于判断对错的价值观仍需建立在传统的道德基础之上。现代社会存有对道德理论提升的一面，因为它把自律的观点普及到了所有平等的个体。然而其弊端在于，过渡的讲求事物的发展，即对事物的发展态势作出评判，进步与倒退是最为典型的判断标准。进步不但需适应当前社会的意识形态，更主要的是对未来发展态势的预测与创新，这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假设。然而在这种假设中，道德的作用已被忽略殆尽。道德的进步理应体现对道德本质的发展，善恶的理论应更为广泛的应用于实现德治中。结果恰恰相反，就当今社会而言，方法论已在实现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与错的评判已不再属于衡量事态的标准，更不用提及善于恶，德治在当代社会所体现的只有“治”这一个标准，并且“治”的标准也不同于以往。加强道德建设原本旨在维系好社会发展的根基，但目前的道德建设其实质只是一种手段，体现在并不要求个体从德的方面提高自我，而是以所谓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我的行为。这里所指的规范正是一种强制规范，即现代“治”的体现。至此，传统的德治思想留给我们仅仅是标准而非指引，德治的重心也随之开始偏移。这种偏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传统的德治作为治国理念讲求德的指导性地位，先有德后为治。而发展至当今，道德或者说德性退出了占据主导地位的舞台，不再是德治的根本，反而作为一种精神的辅助手段而存续。第二，传统的德治重教化，以教化作为治的根本。“生民之道，以教为本。”的治国方针盛行一时。当今社会的“治”主要体现为一种强制性规范，通过强制力来约束个体的行为，这种强制力的实质是打着道德旗帜的利益驱使。对个体自身道德的修养与提高已不再是“治”的根本内容。 　　就传统德治而言，民本应为其核心内容，但当时的民本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大相径庭。传统意义上的民本所强调的是一种统治理论与治国政策，旨在维系统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行德政则德民心，行暴政则失民心”。这是儒家思想对治国的根本出发点。可以视为一种朴素的“民主意识”。民本思想是民主提出的前提与根基，也是对民本思想的发展。转换的条件在于自我价值的追求与发展，民主较民本而言强调与注重了个体的平等性，出发点由民本时期的统治阶级过度到了民主意识的所有公民。这归根于封建制度的瓦解，同时也体现了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