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的佛教.docVIP

东晋至南朝是佛教东传并迅速在江南兴起的重要时期,浙东佛教的表现尤为典型.从高僧传中可见,此期浙东一带高僧云集,佛事兴盛.究其原因,是与西来高僧在此弘法、建寺活动分不开的.佛教与玄学结合,进一步推动了佛学的发展,同时也适应了门阀士族统治的需要. 摘要:东汉未安世高入赣是江西有史籍可考感受到佛教气息的开始，三国孙吴时江西新建一批佛寺这些寺院的地理分布是“佛教曾由海路输入中国”的又一个启示两晋特别是东晋时期，慧远大师以庐山为中心组建佛社，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展开与全国的学术交流，以致出现了庐山僧侣“往反三千”的盛况，慧远还妥贴地处理了佛教与世俗王权的关系，为佛教逐渐走向独立的发展及其中国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他在“众生皆有佛性”，“大乘中观学说”及“净土信仰”三方面的贡献更彰显了其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承前启后的地位慧远及庐山佛社也是东晋江西成为全国佛教发展的中心之一的主要原因，南朝时江西佛教承庐山佛社的遗风及受全国形势的影响继续获得发展，但却稍逊于东晋时的盛况，梁时来华的真谛大师三次在江西的活动，再次显示了江西佛教发展的全国地位，而江西也成为真谛的法相、唯识之学最早获得弘传的地区之一这为随后宗派的成立打下了思想基础，也开启了新一轮江西佛教发展的序幕标题:佛教思想史江西佛教东晋时期专业:专门史 东晋时代的南方佛教——中国佛教史话之十六　　 方之 　　东晋王朝，从元帝建武元年（317）到恭帝元熙二年（420），存在了一百零四年。但是东晋政权统治的地区，仅限于以建康（今南京）为首府的南方。对于北方的广大地区，则是十六国的天下。由于政权势力范围的地分南北，所以东晋的佛教情况也可以分南北两地来谈。这里先谈南方的佛教。　　 东晋南方的佛教，主要有两个中心地：一是庐山，二是建康。　　 庐山的佛教由慧远主持。他是道安的弟子，原来在北方，由于战乱，他随师到了襄阳。东晋太元四年（379），秦苻丕攻襄阳，道安分散弟子，由慧远带领一部分人去荆州，准备去广东的罗浮山，但是慧远路过九江时，发现庐山环境幽静，是息心办道的好地方，如是就住下来了。他先住在龙泉精舍，后来得到刺史桓伊的帮助，修建了东林寺。慧远学识渊博，德高望重，他住庐山领众修道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梁《高僧传》卷六），因而受到了普遍的崇敬。　　 慧远在庐山十分关心佛教的弘扬。当时江南的佛教，典籍尚不完备，律藏残缺，禅法不闻,他就派自己的弟子法净、法钦等到西域去求取，经过多年的努力，有所收获。就在此时，原在北方的罽宾沙门僧伽提婆，因关中战乱，来到了南方，慧远得知，即将他接到东林，请他翻译了《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慧远亲自为二书作序流通。　　 东晋隆安五年（401），鸠摩罗什到达长安后，慧远主动致书问好。他们两人之间，时有书信往来。这些书信，不只是互致问候，而是彼此探讨大乘奥义。由慧远提问，罗什解答。这些书信，后来被人编成一本书，取名《问大乘深义十八科》（又名《大乘大义章》）。罗什是西域的著名佛学大师，慧远当然敬重备至，而慧远的才学和道德，亦为罗什所赞赏。如罗什在一次给慧远的信中说：“夫才有五备：福、戒、博闻、辩才、深智,兼之者隆，未具者凝滞，仁者（指慧远）备之矣”（梁《高僧传》卷六）。由此可以看出罗什对慧远的评价之高。　　 罗什在长安译出《大智度论》一百卷，秦主姚兴函请慧远为之作《序》， 这说明慧远虽在庐山，而他的崇高威望却远及关中。慧远为《智论》作《序》之后，觉得此论篇幅过长，不便于初学者研究读，他就删繁就简，编成一种压缩本，取名《大智度论要略》（又名《大智度论抄》），共二○卷。　　 其后不久，印度僧人佛驮跋陀罗因在关中受排挤①，与弟子慧观等离开长安来到庐山，慧远请他翻译了禅经。　　 慧远在庐山，其门下的著名弟子，除前面所说的法净、法钦等人之外，还有慧宝、慧要、僧济、僧彻、法安、法幽、昙邕、昙顺、昙铣、道汪、道祖、道授等。当时著名的佛教思想家竺道生亦在庐山。　　 慧远的名望，即使是朝中权贵和名流学者，亦无不钦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遥集于慧远门下。当时的庐山，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世有“庐山十八贤”的说法。连负才傲俗的谢灵运。对慧远亦执弟子礼。慧远还集息心贞信之士一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在阿弥陀佛像前发誓， 愿生西方净土。因此庐山在中国佛教史上被视为净土宗的发祥地。　　 建康（今南京）被视为东晋南方佛教的另一个中心，是因为建康的道场寺，位处首都，是有名的主要译经场所，许多著名的大译师，如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和法显等人都在道场寺住并译经。有名的《六十华严》、《中阿含》、《增一阿含》和《摩诃僧祇律》等大部头的重要经典，都是在建康译出的。当时的建康，人文荟萃，名闻遐迩。　　 据《开元释教录》卷三载：东晋朝存在的一百零四年间，有中外缁素一十六人翻译经典，他们的简况，大致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