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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报刊：让最难死掉的单位死掉 　新闻出版总署力推报刊“有死有生”，中国上万报刊面临“市场体检”。 　? 中国大大小小的上万家报刊社，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领地”；而现在，旱涝保活”的日子没了，两个试点省份已经先行让20家报刊“死亡”。 　　新闻出版总署即将发布的新规提出，报刊将每三年一次实行末位淘汰，退出比例不低于本区域（省市区）报刊总数的3%。这就意味着，每三年，将会有三百多家报刊必须死掉。 　　随着一系列报刊的消失，刊号被收回，封闭了十多年的刊号之门，将再次开启。总署官员说，报纸刊号的流动将会在各省市内进行；而期刊刊号则能跨省市流动。 ? 　　中国最难“死掉”的一批单位正在面临生死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它们基本处于只生不死的状态，哪怕资不抵债也照样存活。因为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它们也是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中最著名的“坚冰”之一，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领地”。 　　它们就是中国大大小小的上万家报刊社。 　　现在，“旱涝保活”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新闻出版总署前年开始进行报刊退出试点，到今年4月份的结果是：试点的辽宁和河北两省，已有20家报刊社宣告了“死亡”，其刊号也被收回，还有另外三家报刊正在退出过程中。 　　这不仅仅是20家报纸的死掉。 　　它背后，是传媒这一一直以来的禁忌之地在行政推动下的市场化努力。而这一领域资源（包括最要紧的刊号）的重新分配，亦将深刻地影响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 　　要知道，除了零星的期刊，十多年来中国几乎没有批准一个新的报纸刊号。许多申请报告到了各省的新闻出版局，基本都会知趣地听劝退回。 　　而在审批之门基本关闭之后，报刊市场的自然增长空间严重受阻。刊号总量基本恒定，没有死就难有生；而没有生死，就难有竞争。 　　自2008年9月起，新闻出版总署在辽宁和河北两省展开试点，探索报刊退出机制。和之同时，新的报刊准入机制正在建立——为了减少改革难度，增强地方动力，此次退出的刊号资源，全部留给各省级出版部门——目前，辽宁省已完成报刊准入制度的草稿，而河北的《廊坊晚报》正在申办之中。 　　而今年，报刊退出机制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全国有一批报刊，也即将面临重新洗牌的生死格局。　?　 ? 报刊的“死亡证明”——行政力推下的市场化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司长王国庆说，报刊退出机制最早由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几年前开始酝酿。2007年他们曾拿出一个方案，但因以“行政退出”为主被署长柳斌杰否定。 　　报刊退出并非新鲜事，但“死法”却有不同。此次退出机制试点强调“市场机制”，而在前几轮的报刊整顿中，基本是因为某种行政化目标——或是要治理报刊的散乱，或解决报刊摊派问题，而手段基本是一纸政令，某一类报刊（比如县级报纸）便被宣布“集体死亡”。 　　最后，总署确定了新一轮报刊退出的思路。其简单直白的说法，就是对报刊按照标准组织专家进行评估，从而使得该死亡的报刊死去，以“止损”；同时将回收的刊号分配给有能力的单位，比如大的传媒集团，以便其可以被更好地利用。 　　政府“过于操心”的一个理由是，目前的报刊社尚未成为完全的市场主体。一方面是，市场淘汰机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比如全国的体育类报纸经过多轮洗牌之后，基本仅存《体坛周报》等寥寥几家；另外一面，则是那些几乎没有市场化的报纸，市场机制对它们不起任何作用，无论好坏，只生不死。 　 《沈阳今报》是辽宁省此次退出的惟一都市报，创办于2003年，累计亏损6000余万元。沈阳日报报业集团传媒公司副总经理刘继扬说，最多的时候今报曾一年亏损2000多万元。到了后来，集团已经不以都市报的标准要求它，“只要少搭钱就行”。 　　类似《沈阳今报》这样“为了活着而活着”的状况，在各地报刊中可谓普遍。刘继扬在接受采访时想了片刻，蹦出一个词——“植物报”。那些报纸由于决策失误、定位错误、经营不善、办报水平低等原因，处于“无意义”的存在状态。 　　而某报高管透露其中的关键之处——“公家的钱没人心疼”。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谌纪平将报刊业称作“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领地”。各退出报刊的老总们都能罗列自己存在的一大堆理由——要养着一群无法清退的人，单位宣传需要“窗口”等等。谈到最后，真问题浮现：“很多人说，这个报刊办了几十年了，不能在我手里没有了。” 　　一切源于报刊的身份太特殊。王国庆说，“比如，事业单位不能破产（报刊基本上都是事业单位），报刊社不像一个企业，赔钱了想停就停。”　　　　?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尝试努力后，总署下了决心：让报刊更像一个企业，那些严重赔钱的报社，要停。 　　手段也是反复衡量，最后规定报刊退出要“综合运用市场、法律、行政等手段”——不过行政手段显然是最重要的推手。　　 　　 “按理说市场化的退出，连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