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王伐纣到《大义觉迷录》.docVIP

PAGE PAGE 1 从武王伐纣到《大义觉迷录》 　　一、问题的提出 　　不管是在古典政治哲学还是现当代政治哲学中，“合法性”问题都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哈贝马斯曾言：“在欧洲，如果不是从梭伦开始，那么至迟也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政治学理论就从事于合法化统治兴衰存亡的研究。”［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86页。可以说，一旦将“合法性”问题剔除出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围，政治就只能由政治科学以经验、实证的途径去研究，政治哲学也就消亡了。 　　何谓“合法性”？“合法性”在英文中对应的单词是Legitimacy，它在汉语学界中有“正当性”、“肯认性”、“合理性”或“合法性”等多种译法。本文遵从学界的主流译法将Legitimacy译为“合法性”。“合法性”之“法”既指自然法也包括人定法，因此，从汉语“合法性”的字面意义来看，它既要求政权的建立与自然法的超越根据或道德原则相符合又要求它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在近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中，某一政权的建立如果遵循了这种法律程序，也就意味着它得到了民众的“肯认”，因此，在近现代的政治环境中，“合法性”概念可以包含“肯认性”。另一方面，自然法传统在中西方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中历史源远流长，这一传统不始于中世纪，也不中止于中世纪。当代某些“超验的根据”的式微并不意味着自然法传统的谢幕，当代政治哲学对自然法的关注减少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