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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亲母亲自强小组 随着离婚率的上升和男女寿命差距，越来越多的家庭成为单亲家庭。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以及男女寿命的差距，大部分单亲家庭是以女性为家长的。在中国过去5年中，离婚案件的不断增加更导致了单亲家庭数量的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95年，我国离婚对数突破了100万对，1998年达到了119万对(国家统计局，1996，2000)。社会学家李银河(1991)发现，在离婚案件中，有90％的妇女得到了子女的抚养权，这些妇女将和子女一起建立起单亲母亲家庭。根据这个比例推断，中国的单亲母亲家庭数量将是非常惊人的。 国内外很多研究都涉及离婚的单亲母亲的问题。经济困难是单亲母亲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孙文兰，1991；李银河，1991；徐安琪，1994)。侯志瑾(1995)指出，单亲母亲面对的首要困难就是经济问题，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很难选择到高收入的工作，二是获得来自父方的抚养费很少。此外，她们还遇到了子女教育、住房、家务、再婚和身心健康等诸多问题。王凤仙(2001)指出，离婚的单亲母亲面临着双重负担：经济的和心理的。造成她们过重经济负担的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她们收入少，二是法律规定由父亲给母亲抚养孩子的费用太低或父亲不能按时给付抚养费。单亲母亲的心理负担也十分沉重，所有的离婚母亲都很焦虑，她们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因为离婚而受到伤害，同时，她们自己也身受社会对母亲角色的期望的压迫。在压力之下，她们一方面愧疚会带给孩子伤害，一方面又没办法好好照顾孩子，甚至造成儿童虐待。 可以看出，离婚的单亲母亲在经济上、生活上、心理上和人际交往上都遇到了一定程度的困难，需要得到社会的支持和帮助，这就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开展服务的用武之地。 因此，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尝试在北京开办单亲母亲自强小组，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能够帮助她们走出离婚的阴影，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理论架构 在小组设计中，我们试图将赋权的概念和视角运用到小组中去，同时注意将西方的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试图探索一个适合中国社会文化特点的工作方法。我们的研究主要贯穿了以下几个基本观念。 通过组前访谈，我们发现，虽然她们面临了很多困难，但是在每位妇女的身上，都具备这样或那样的特点，如：坚韧不拔、富有牺牲精神、能吃苦、愿意关心别人、照顾别人、会精打细算、计划性强等。然而，在很多时候，她们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些优点，而是特别强调自己的弱点和命运的不公，因此，我们认为，调动妇女自身的潜能，让她们发现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非常重要的，这成为我们这个小组的中心任务。从个人层面来看，发现自己的潜能可以帮助她们增强自信心，减少自卑感。从人际互动的层面来看，组员问的相同经验容易培养一种集体归属感，组员们可以建立一种社会支持网络。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来看，通过对社会政策的分析和理解，组员可以将个人问题与社会上的权利、资源分配不均联系起来，可以团结起来，采取共同的行动以改变现状。 对专业人员来讲，与一群和自己生活经验不同的姐妹相处，从她们的经验中能够深入了解生活的真正意义，从她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如：她们面对婚姻失败时的勇气、克服日常生活中困难的毅力、各种应付困难的策略等，小组的经验可以帮助她们进一步理解婚姻的机制和夫妻关系。 小组工作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工作方法，要将这种方法放在中国文化背景中，使其在中国扎根生存下来，就必须使其本土化。在小组设计中，我们试图将中国文化传统吸收进来，使其具有中国特色，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在小组中加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关宽恕的内容，传统医学中有关身心健康关系的内容，“得失转换”和“平衡”的 观念，“拿得起、放得下”的概念，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鼓励妇女们从婚姻失败的阴影中尽快走出来，学会放弃和宽恕，重新设计自己未来的新生活。 我们试图将西方文化中关注个人感受的内容引进小组中。在组前的访谈中，我们发现，妇女们在婚姻中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丈夫和孩子身上，她们很少关注自己的感受和需要。离婚后，她们感到忿忿不平，感到不甘心，将自己沉浸在对丈夫的愤恨中。因此，在小组中，我们加进了“爱自己”的内容，希望妇女们学会关注自己个人的感受和需要，加深对自己的认识和了解，从而进一步发现自己的潜能，改变自我否定和自责的看法。同时，我们十分重视倡导积极思维方式，与组员们一起学习在不如意的生活中，积极地看待周围的一切，培养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小组设计的过程 在分组前，我们分别在龙潭街道办事处和方舟家庭中心的配合下，对离婚的单亲母亲进行了访谈，访谈的主要焦点是她们在离婚前后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访谈分成两个部分：问卷和半结构式访谈。通过对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