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文学意味.docx

《周易》的文学意味 作者：孙鸣晨 　　《周易》一书有着特殊的结构，其独特性在于兼具卦爻符号和语言文辞两大要素：作《易》者先采用了“立象以尽意”的方式以符号象征来表意，继而将诗意的语言系统与丰富的象征意蕴相融合，营建了“文象并构”的表意方式。这一独特的结构形式在实现表意功能的同时，也使《周易》一书蕴藏了丰富的文学意味。 　　一、“文象并构”的结构形式中蕴含了象征和比兴的文学表现手法。 　　“易学与其他哲学殊不相同的面貌特点之一，就是它的‘象’。象就是符号，易学的创立是先有符号，筮数及文字均为倚象而后起。”（高怀民《先秦易学史》）作《易》者在卦形符号下撰写文辞，将隐含在符号象征背后的思想显示出来。由于“倚象而后起”的卦爻辞是对符号象征的描述，两者相互依存共同表意，因此，卦爻辞不可避免地采用“假象寓意”的方式，构建了象征的语言体系。 　　卦爻辞的作者们常常通过象征的手法营造隐喻或意象，以诗性的感悟去打量和描绘世界，在鲜活的意象群描述中流露出诗性智慧。例如《渐》卦，以鸿雁一连串的行动为中心意象，描绘了鸿鸟从在水边饮食自得到逐渐面临危险的命运，不繁赘其义，保持了意在象中。借此引发思想议论，表达人们应当循序渐进以保安全的思想，可谓“君子以居贤德善俗”。这一意象的构建，既是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表现方式，也是哲学思想阐释的过程。可见，卦爻辞以象为衔接路径，拉近了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距离。 　　《周易》的卦爻辞中也有先描绘其他事物作为开头，然后引出下文的表达方式。这一表达方式在《周易》语体构建中也起到了一定艺术衔接作用。清章学诚云：“《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文史通义·易教下》）指出《周易》的象与《诗经》的兴“为表里”，揭示了兴、象的同一性关系。 　　例如《中孚》卦九二爻辞为：“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里前一句“大鹤与小鹤鸣声相应”，与后一句“愿与他人共享美酒”之间有明显的比兴情调。又如《大过》卦九二爻辞为：“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前半句“枯杨生稊”为兴句，继而引发后半句的“老夫得其女妻”，最后推导出占断之辞，所明之理意味深长。再如《乾》卦、《坤》卦、《明夷》卦、《大壮》卦等也都是以象占之辞作为兴体，应于后面的叙事之辞，以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来启发读者思考，引起情感的波动，成就延绵的诗意。可见，象占之辞与叙事之辞都是对卦象的阐释，具有一定的互渗性。作《易》者以比兴的艺术手法将表面没有关系的两部分语辞衔接到一起，傅道彬先生认为，这是将“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寻常事物，也在诗性的启示中联系在一起了”（《诗可以观》）。 　　据上，《易传》中提出的“言不尽意”的观念，缘于早期人类对世界的体味难以用语言完全表达的认识。当然，制《易》者并没有完全放弃语言，而是构建了“文象并构”的结构形式。正是这样的结构孕育了《周易》中象征与比兴的文学表现手法，将看似散体的语辞衔接为整体的同时也召唤出“言外”的情思，成就了《周易》思想与诗意并存的完满艺术意味。 　　二、《周易》在卦爻辞的“诗体结构”中保留了上古先民语言构建形式中的原生状态，以本源的方式显示了与生俱来的诗化语境和诗意审美。 　　《周易》看似散体的卦爻辞中蕴藏着具有韵律感的古歌形式，这一诗体结构体现在诗性的节奏韵律、词语范式和固定句式之中。《周易》各卦内在六条爻辞在韵律上具有一定的排列规则，节奏摇曳。具体而言，有的卦爻辞是一韵到底，有的爻辞一句之内就有押韵或多韵，也有越过爻位押韵。例如，《屯》卦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前面三个“如”字重韵，后面“寇”“媾”押韵。《周易》爻辞中也有重言、双声叠韵等用法，保留了大量这种古老美丽的语言形态。例如，重言有“乾乾”“谦谦”“坦坦”等；双声叠韵有“玄黄”“屯遭”“号咷”等。这两种方式将事物的情思和形状毫无遗漏地描述出来，既有韵律感又富有表现力和趣味性。 　　此外，《周易》卦爻辞也创生了诸多形式工稳的固定语式，以空疏的断言形成了整体性的畅达语感。例如，卦爻辞中有诸多相近句式反复出现。如“×△”句式。“△”代表固定语辞，一般与卦名卦义相关，“×”代表替换语辞。在《蒙》卦各爻辞中表现为“发蒙”“包蒙”“困蒙”“童蒙”“击蒙”。这种反复吟唱的语体形式是口头歌谣押韵的最简单形式，极为整饬。不仅使得诗歌在韵律上保持一致，而且格式上的重复也有利于读者对一首歌谣形成完整的感知。再如《咸》卦中“咸其×”是各爻辞中固定的断语语式，即“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咸其脢”“咸其辅颊舌”。这一句式在每卦卦爻辞的开头出现，虽然没有起到句尾押韵的效果，但是保证了每句起调之时语音一致。 　　《周易》的多元押韵和固定句式并不同于后世文体自觉中的文学形式，未必是作《易》者的刻意追求，而是在卦爻辞形成过程中不自觉的集体原始诗性意识的体现。《周易